1790年1月28日和1791年9月17日，法国革命政府两次颁布法令，赋予境内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这是自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以来第一次明确获得法律上平等的政治权利，犹太人大都为此欢呼雀跃，竞相颂扬法兰西这一新的“锡安”。犹太人的境遇，包括经济、职业、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形象等等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法国政府对犹太人的解放是以犹太人放弃自身民族性及其传统为条件和代价的，而这种民族性及其传统正是法国社会对犹太人仍采取歧视和不公平政策的重要原因①。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犹太人依然在法国化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犹太人能否成为法国人？如何成为法国人？这是拿破仑时代犹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法国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犹太名人会议明确回答了这些问题，构成了近代法国乃至欧洲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核心政策。
        一、犹太名人会议的筹备
        1806年初，阿尔萨斯农民及资产阶级、政府官员向拿破仑抱怨说，他们饱受当地犹太人的高利贷盘剥，很快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且整个阿尔萨斯马上就要成为犹太人的天下了。拿破仑一返回巴黎，即于3月向行政法院（Conseil d’{K5R101.JPG}tat）征求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意见，要求法院讨论是否应该制订禁止向犹太人贷款抵押的条例。会上，一些排犹分子提出，必须对犹太人采取断然手段，因为犹太人没有履行公民的职责，放高利贷进行盘剥、没有放弃犹太教等，总之，犹太人还是一个独立于法兰西民族之外的民族--这是法兰西民族所不能容忍的。另有人提出，马赛、波尔多等地的犹太人与当地居民相处非常融洽，他们已是法兰西民族的成员，如果连他们也受到处罚，甚至取消其公民权，则是不公平的。行政法院讨论了几个星期，但讨论的最后结果与拿破仑的意愿相悖，因为它建议：基于大革命的平等原则，不能对犹太人制订单独的法案，而应该就高利贷问题制订对所有法国人都适用的公共法律。
        拿破仑对这个结论很不满意，拒绝了行政法院的建议。[1]（P39-40）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院讨论过程中是有严重分歧的，拿破仑采取了折中的态度。[2]（P961-962）拿破仑既没有对所有的犹太人处罚，也没有对“民愤”极大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犹太人宽容（Ashkenazi，即“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主要来源于德意志各个邦国，法国化程度较低），他于5月30日宣布，停止当地农民向犹太债权人归还债务一年，这项政策使阿尔萨斯很多犹太债权人破产。这项政策不包括西南的波尔多犹太人（Sephardi，即“塞法迪犹太人”，主要来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和阿维尼翁犹太人（Jews of the Pope，即教廷犹太人，革命前受罗马教廷统辖）。从政策所体现的思路来看，拿破仑对待犹太人的政策是大革命犹太人解放法令的继续：仍然对犹太人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即法国化程度较高的南部犹太人继续享有近似法国公民的待遇，而程度较低的东部犹太人则作为异族或改造的对象。他在制订政策的时候，非常强调犹太人的民族性，并将其作为改造犹太人的依据，他认为，法国政府不能对犹太人这个“低级劣等的民族”占有美丽的阿尔萨斯而无动于衷、态度暧昧。[1]（P39-40）他在4月30日和5月7日、21日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明显反映出反犹情绪，他说，法国政府不能对卑微、低下的民族做任何事都无动于衷，他们占据着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美丽的地区；我们必须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民族，而不是宗教团体。它是民族中的民族……所有的村庄都被犹太人征用了；他们已经代替了封建主义；他们是盘旋在我们头上的一大群乌鸦。[3]（P31）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主张与行政法院讨论中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相近的，他们都强调了犹太人中法国化程度的不同，并依此作为对待犹太人态度的基础。
        不过，暂停一年向犹太人归还贷款只是缓解阿尔萨斯人抱怨的手段，并不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民族性问题。随后，拿破仑不得不思考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与此同时，犹太人世俗领袖以及一些拉比提出恢复其传统权力的要求，拜尔·伊萨克·拜尔（Berr Issac Berr）就曾明确要求建立一种犹太人的国家组织。拿破仑恰好利用了这一要求，他承认了犹太领导人所指出的取消犹太社区领导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他说，要恢复“那种在长期退化的生存状态中已经丧失的公民道德”，[4]（P411）决定建立一种犹太人的国家组织，通过犹太人自己的领袖和传统组织改造犹太人。作为计划的第一步，他决定马上召开犹太名人会议（或称犹太长老议事会、犹太长老会议）。犹太名人会议从酝酿到结束，一直按拿破仑的意志进行：犹太人领袖充当了拿破仑改造犹太人的工具。
        在犹太名人会议准备阶段，政府即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按法兰西民族意志改造犹太人的思路。其一，在关于犹太人状况的调查过程中，政府所调查的项目集中体现为对犹太人民族性、缺点的调查方面。在1806年4月底，内政大臣洛泽尔（Lozère）负责为即将召开的名人会议做准备而对犹太人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查，他在写给下莱茵地区行政长官信中所说的话，成为这次调查的项目：各地犹太人的具体数字有多少？其中多少人有土地，其他人从事什么职业？他们在交易中收取怎样的利息？是否组织了犹太教士？是否认真遵守国家法律？如何看待兵役等。这些内容就是后来拿破仑向名人会议代表所提问题的基础。其二，在名人会议成员的选举方面，政府所选择的大多是法国化倾向明显的犹太领导人。中央政府将选择当地犹太名人代表的权力交给各省省长，选择的原则是“财富、正直和信誉”，结果，代表中多数是富裕和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名人。[5]（P49）富有而法国化的亚伯拉罕·菲达多（Abraham Furtado）是波尔多犹太人的领袖，此人后来被选为犹太名人会议的主席；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拜尔·伊萨克·拜尔是东部犹太人的领袖，其地位仅次于亚伯拉罕·菲达多；拉比大卫·辛采姆（David Sinzheim）是著名的犹太教学者、塞弗·拜尔的妻弟，他们都是犹太名人，也都有法国化的色彩，尤其是亚伯拉罕·菲达多，他一直宣扬波尔多犹太人为法国人的观点，所以被选为议长。
        1806年7月29日，犹太名人会议在巴黎市政厅举行首次会议，有111位犹太名人参加。拿破仑向与会的代表提出12项质询②，要求代表答复。
        为更好地认识这12个问题的实质，本文将其归纳为三点：一是犹太人是否愿意法国化，即是否愿意放弃犹太民族特性而转变为法兰西民族成员，这一点主要在1-6条中反映出来；二是犹太人是否认同政府对犹太人的统治，这一点主要在7-10条中反映出来；三是犹太人是否同意改正自己的不良做法，这一点主要在11-12条中反映出来。其中很多条款可以同时反映这三方面内容。在这三点中，第一、第二点是原则性问题，是问题的实质，第三点属于细节性问题，不过，由于犹太人高利贷者的形象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所以也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