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不仅仅是贫困、落后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他指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南方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十分尖锐和紧迫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在经过了前一个发展阶段后，西方国家的市场已趋于饱和，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总要受到限制”。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大都还不甚发达、又承受着占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压力，经济发展速度更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通过上面这些分析，邓小平实际上用发展问题集中概括了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基本矛盾，从而赋予了发展问题以世界性的意义。
    第三，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的解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也是他经常用南北问题的概念来表述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这里，邓小平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揭示了南北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揭示了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南方市场的需求和依赖。正如他所指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是要求提高和扩大南方市场的档次和容量，从这一点来说，“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西方国家所建立和主导的不合理的现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始终是阻挡贫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就使得世界经济的现状与发展需要之间产生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矛盾的继续和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现阶段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生产力越向前发展，这个矛盾就越尖锐，解决南北问题的要求也就越迫切。这个问题最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决，将会对人类发展的道路和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论述了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触及到了当今世界矛盾中最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在实际上已经十分明白地向我们宣示了他对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看法。
    邓小平对当代世界矛盾的分析和判断，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观察、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现状的结果。正是由于他抓住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才得以深刻地揭示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并从中找出了起主要作用的矛盾。同样，根据辩证法的原则，他在重视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其他矛盾的作用，而是注意考察了主次要矛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他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却没有因此把世界看做一个无冲突的乐园。他曾多次郑重告诫我们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战争有可能防止，但“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这就提醒我们，不能因为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忘记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不能只注意主要矛盾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矛盾和斗争。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矛盾的本质却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这恰与同时期在前苏联出现的那种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夸大核威胁下的人类共同利益、淡化国际阶级斗争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纵览邓小平世界矛盾的分析和论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就使他的思想观点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具有了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大胆迎接未来挑战
    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根据时代主题判断和把握国际、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会从高潮走入低谷，在时代问题上的判断失误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苏联解体这个历史教训证明，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对于确立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而对于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人也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坚持使用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和判断，七十年代初期又全面恢复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这表明我们党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持有较为坚定的看法，但也使得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仍然囿于“战争与革命”的传统框架之中。这就导致了我们对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都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长期未能把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方面，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正当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急需在指导理论上取得突破的时刻，邓小平深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对时代特征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作为这一理论的重要前提之一，对于制定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