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主要矛盾的判断同他对当前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规定了我们党和国家目前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邓小平指出：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②我们要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③因此，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④从这一意义上讲，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党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工作的重点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从此开始了一个为期将逾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其次，邓小平关于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的论述，特别是其中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对世界所有国家实行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中国。“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中国是一个大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点搞上去。”根据这一分析，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依托我们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引进了我们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大大加快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并由此开创了一条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其三，为配合我国当前的中心工作，邓小平根据国际斗争焦点的变化，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这一外交方针的转变，表明我国外交战略的重点，从主要警惕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准备应付新的世界大战，转向了在坚持反霸立场的同时，积极谋求同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努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当头、不称霸、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也不主动与任何国家为敌，“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争取和平与发展，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向是我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主要矛盾和国际斗争焦点的变化，使国际反霸斗争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我们应该相应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邓小平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民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这里，邓小平明确提出，争取建立一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缩小南北差距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当前反霸斗争的主要任务；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南北对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和途径。邓小平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因此，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里应该指出，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与我国当前的外交战略重点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之间的统一，就构成了我国完整的外交路线。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论断，为我们迎接未来的挑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我国当前的各项方针和政策中都留下了它的深远影响，并将长久地显示出它的威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四、冷静观察世界剧变，沉着应付国际风云
    1989年到1991年间，东欧和苏联相继发生了剧变，世界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折，国际环境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此时此刻，我们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否还准确？世界主要矛盾会不会发生转移？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还能不能坚持下去？这一系列的尖锐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