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瞬间的辉煌
    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举着自由主义的大旗，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按照英美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依据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以《世纪评论》、上海《大公报》和《观察》周刊等报刊为阵地，对时局，尤其是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纷纷发表政见，其重要人物除胡适以外，还有周缓章、施复亮，杨人楩、张东荪、张君劢、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绝不单纯是坐而论道、空谈理想抱负，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积极。然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辉煌只是闪烁在历史的瞬间，经过一阵轰轰烈烈的喧闹之后，依然是收效甚徽。
    自由主义者借助舆论的力量，想以娓娓动听的主张感动“上帝”，使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促进中国迈向和平民主、统一进步的目标。
    自由主义者极力推崇政治自由。在他们的理论中，政治自由的意义就是建设民主，拥护民主。这种民主以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为前提，从而使一国的政权真正掌握在多数人民的手里，由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以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针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内容应该体现在实行多党制上。张东荪对此讲得很清楚：我们“主张各党共存，都能发展，这就是民主。除了各党共存合作以外，另求民主，这不是曲解民主，便是有意造成假民主。总之，各党协商，由共同而得一致，由不同而互相钳制，这乃真是民主。”⑥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多党制民主政治，是以容忍为根据的。他们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言。民主建国会在宣言里就提出：“各政治党派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⑦
    自由主义者争取政治自由，也追求经济自由。他们深感官僚资本与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两大障碍，要使中国的经济按其设想畅行无阻，就要在铲除官僚资本和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自由主义者关切地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为免重蹈覆辙，他们提出“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划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的计划性，可以达到一种经济平等，经济平等了以后自由更可增加。他们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资料”，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民主政治。”⑨
    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建设主张是面临着当时的私人企业开始滑坡，整个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的，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热切关注，体现了他们对切身经济利益的发展要求。他们还认为，“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自由是相辅而行的。我们如得其一而失其二，我们要发现生活是悲惨的。我们如双管齐下，我们的奋斗可以事半功倍。”⑩这表明，他们意识到能否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存亡。
    自由主义者信奉和平改革，以此作为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通过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途径实现。在他们的历史视野里，暴力革命造成的结果是“兵连祸结，害了国家，苦了人民。”（11）自由主义的和平改革，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良，一点一滴地求进步。他们主张“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点去发展生产力。”（12）在土地改革方面，他们不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而是要“集中力量，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以解除农民痛苦，并扫除国家工业化的障碍”。（13）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社会震荡，兼顾各阶级的利益，和平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当内战的硝烟弥漫之时，自由主义者认为：“内战解决不了国共的问题，也决产生不了统一的中国。”（14）他们提出了对内调和国共的主张。他们调和国共的基本原则是，把“趋于极端”的国共两党拉回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为此，通过加强独立的中间力量，“迫使它们不能不‘互让’不能不‘各有所迁就，互有伸缩’，才能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15）他们天真地企图通过调和国共双方的武力抗争，以达到自由、和平、民主、其政治上的幼稚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键时期，自由主义者这些模棱两可的主张，实际上是与世无救的。可是，他们当时却陶醉在新自由主义的梦幻之中，对自己的政治前景注满了希望：“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30年时间，这班人必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16）为了使希望成为现实，自由主义者一时间成为政治的弄潮儿，广泛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随着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的成立，民主党派汇成了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他们活动频繁，卷起了一阵较大的自由主义浪潮。然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并没有任何收敛。尽管民主党派人士一再呼吁停止内战，希望“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17），可是，舆论制止不了内战，内战的枪林弹雨使他们构想的美好图景布满了累累弹痕。停战协定一毁再毁，政协决议被公然践踏，和平方案成为一纸空文，伪国大的召开只是粉饰和平，”改组政府“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闹剧。难怪梁漱溟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人士还要“死马当活马医”，不愿放弃国共间的调停角色，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奔忙，调停斡旋，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到头来，梦幻终究代替不了残酷的政治现实，历史给予了无情的回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仍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内战的战火从关外燃烧到关内以至全国。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对各民主党派施加政治压力，企图迫使其就范，甚至罗列了种种罪名强加于民盟，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民主同盟在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刺刀下被迫解散的事实，使自由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了，和平的方式浇不灭战火，蒋介石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在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胜利进军中，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进入解放区，并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原有的自由主义主张。
    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展示过自已的风姿，却转瞬即逝，自由主义的理论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免不了丢盔弃甲，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