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的脆弱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这固然是中国社会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脆弱，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中国必然会失去立足之地。
    自由主义理论始终游离于中国的文化氛围之外，这种理论自传到中国以后，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抵触，因而格格不入。自由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悖之处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一元论心态，追求思想的统一和价值观念的一元化，而自由主义学说却提倡思想多元化、思想宽容和价值多样化，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要想改造或同化对方决非易事。思维方式的惯性，思想观念的定型，固有文化的积淀都决定了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逾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屏障。当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更强化了中国人的一元论心态，他们需要向心的一元的中心思想以定趋向、安人心而收团结人民，统一国家之效果。而自由主义的离心、多元、容忍歧见，就似乎颇不合时宜。即使自由主义学说真有光彩夺目的真理性，也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分离，自由主义者又没有解决好其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贯通问题，就必然失去了它对广大中国人的诱惑力，因而趋于黯然失色。
    在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上，自由主义理论显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国内战争爆发后，自由主义看不清内战爆发的实质是国内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中国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的必然结果，却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认为内战爆发的根源在于人丧失了理性，便从唤醒人的理性出发来制止内战。“我要大声疾呼的请大家‘回到理性’！请大家放弃一切私心，盲动、妄动，一切诉诸理性！大家返依理性”！（18）自由主义者呼吁用理性制止内战，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社会的政治改革，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弱点。对于反革命的暴力，对于反动派发动的战争，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的战争。毛泽东曾告诫，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道理。在暴力和强权面前，自由主义者想用人格的力量，想以口与笔代刀枪，以求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是无视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违反中国革命的规律。事实上，历史并不为理论所支配，理性的呼喊不会驱散内战的硝烟，自由主义理论与现实的不协调，使其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自由主义的和平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被弃之一边。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自由主义理论的引进是适合中国近代社会救亡主题的，理所当然应为中国人接受。但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并不都是完全统一的，良好的出发点，未必就有满意的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人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人们首先要求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追求国富民强，而不是个性的独立和解放。而以提倡个体自由相标榜的自由主义虽然是从中国的救亡图存、国富民强切入，以扩大影响，实现自己的使命，但其理论本身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人当时的处境和要求相距甚远。自由主义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得有些迂阔而不合实际，所以它很难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亿万民众觉醒、参与的过程，民众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体，理论失去了民众的普遍认同，只能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的自由主者视群众为教化的对象，而不是依靠的力量，高踞于群众之上，其理论也就成了少数人的清谈、空谈。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提倡的“平民政治”到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层面上被笼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政治的阴影下。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宣传“大众管理的民主政治”可是在实际上却主张国家由少数有能力有才干的人来管理。他们对民众是“开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只看到了民众有被接受教育的一面，忽视了依靠民众的一面。40年代自由主义者想走的“中间道路”就是这种理论框架下的产物。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论及其实际行动，俨然拉开了与民众的距离，使之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隔膜，所以，他们的理论得不到群众的呼应，他们的政治活动只能局限于在少数人中进行。加之自由主义者大都是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大都是受过欧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把自己置于民众之外。他们的意识不是民众的意识，他们的理论不是民众所需要的理论，他们的语言不是民众的语言，同时，他们没有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的政治方案，所以，“自由主义仅是少数知识阶级服膺主义，而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民众运动。”（19）
    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在民众中一呼百应，不仅由于其理论本身不适应群众，远离了民众，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一点连马歇尔也看到了：“你们中国知识界中人，太不注意人民的利益，最多，你们注意到你们的自由。”（20）一种脱离群众的理论，一种不注意广大人民利益而把个己放到第一位的理论，当然要被人民悬置起来，其理论本身也就必然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常使它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这更使它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无力抗衡，以至逐渐隐退去其理性的光泽。
    保守与激进是内含在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一对矛盾，它使自由主义者无法确当地把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张力与合力。从自由主义的理论层面上看，它主张缓进，和平，改良，相信历史的发展是缓慢进步的，具有鲜明的保守特征。胡适曾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改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21）可是在他谈问题与主义时，却主张多研究问题，少研究主义，这其中激进主义的成份可以窥而见之，他认为，研究问题的好处是能“在短期生很大的效力”，他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贫穷，疾病、愚味、贪污、扰乱，在他看来，打倒了这五大仇敌就可以全部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可见，在胡适的改良缓进的背后，想要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急躁情绪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自由主义理论中这种激进与保守的内在矛盾。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冲突面前，其理论上的保守与具体方式上的激进就会表现出来，并且难以克服，从而进一步证实它的不合理性与虚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