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帮会的形象发生变化，套上了慈善面具，充当社会仲裁人。
    从30年代初开始，帮会发起一波又一波慈善攻势，活跃于各种慈善活动中，力图改善自身的形象，帮会头子杜月笙还利用他的门徒，在各种社会冲突中充当仲裁人、调解人。他热衷于调停工人运动，热衷于调解各种社会冲突，企图塑造“大善士”的形象。但是他所依赖的既不是合法的权威，又不是道德威望，他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帮会的暴力，所以他的调解和仲裁，也是另一种强加于人。
    从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恶性膨胀、蜕变成为一支控制这个城市的非法暴力组织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上海帮会利用两种社会机制衔接部分的错位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来扩张自己。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年代的到来，江浙一带大批农业人口被抛出他们熟悉的农村封建宗法社会，流入上海这个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价值体系的急剧转换，把他们置于险恶的环境中，他们迫切需要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保护自己，而那些具有人们熟悉的传统宗法制度色彩的帮会显示了有组织的强力集团的巨大力量，吸引人们加入帮会。后来朱学范也说到，帮会的膨胀“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因素所造成的。职工大众为了求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联合，需要互助。……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还没有达到靠扰共产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⑩
    （二）租界当局、军阀政府腐败黑暗的统治和利用扶持政策，帮助帮会攫取巨额财富和优越地位。在帮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鑫公司的鸦片专卖活动的酝酿分赃过程正是这一利用和扶持政策的深刻反映。1924年底或1925年初，上海帮会“三大亨”组织成立三鑫公司，1925年5月“三大亨”同法租界当局和占领上海的孙传芳军阀集团达成由三鑫公司垄断上海鸦片贸易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租界当局应承担保护三鑫公司鸦片公卖活动的责任并一次性先得14万元外，每年另可得到96万元，同时法租界当局所辖“欧洲委员会”一年可从三鑫公司坐得近1千万元的收益；而盘踞上海的孙传芳则可从中得到每年1500～6000万元左右的收入。三鑫公司自己年盈利为5600～6000万元左右。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帮会以其对地盘的牢固控制作为资本，取得了充当他的主子代理人的资格。倚仗这笔巨额财富，帮会不仅把上海踩在脚下，连对著名军阀孙传芳之类也不再那么买帐了。（11）
    （三）租界当局警政管理的严重失职使帮会从被制裁的对象变为反过来控制社会的恶势力集团。帮会和捕房的关系在黄金荣进入捕房后判若两人，黄进入捕房后，利用警察的特殊身份，控制了一批帮会流氓为自己效命。很明显，这是违反警务工作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当时的法租界当局不但没有处罚黄金荣，反而认为他能干，为他加官晋爵，黄金荣得以乘机引进帮会分子控制捕房，并逼迫其他警员参与他的庇护帮会分子的活动。为帮会的扩张大开绿灯。警匪沆瀣一气，捕房控制和打击帮会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功能陷于瘫痪。从警政管理的角度看，这不能不是法租界捕房的严重失职。凡是帮会失控情况发生，都有警匪勾结的因素起作用。
    租界当局在前述毒品贸易等非法营业和警政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反映了租界当局只关心和维护殖民当局的利益，不惜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卑劣心理。这一点早为中外人士所关注，与租界历史相始终，“工部局只为保护少数西人的利益，而受治于尤少数的人”的批评不绝于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一直被中外人士称为“罪恶的渊薮”就不奇怪了。
    帮会在20～30年代第一次蜕变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首先，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刺激了全国各地帮会分子的胃口，各地纷纷效尤，大肆扩张帮会组织，在全国形成一股扩充帮会的狂潮，北方的理教、一贯道，四川的哥老会、袍哥泛滥一时，各地还涌现出一大批“杜月笙”级的人物，有天津杜月笙、汉口杜月笙、香港杜月笙、扬州杜月笙等。帮会之祸推广全国。
    其次，上海帮会公然组织鸦片公卖，把烟毒推向全国，严重毒害了全国人民身心。据统计，三鑫公司每年经营走私鸦片1.2～4万担之间，（12）相当于当时全国鸦片消费量的25～85%，上海帮会成为帝国主义毒害中华民族的主要帮凶。
    再次，上海帮会甘心充当蒋介石政权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爪牙，镇压工人运动，打击和摧残民族资产阶级。1927年5～6月间，蒋介石接连指使帮会分子充当绑匪和中介人，以绑票形式勒索上海资本家。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3岁儿子被绑架后，绑匪竟以“向党国事业捐款50万元”作为赎票条件，有人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筹集到大约5000万美元，近代上海在任何一个政权下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13）帮会头目习惯于用暴力手段干扰日常经济活动，在交易所硬定价格，开办金融业逼人“堆花”，指使小喽罗寻衅斗殴，抢夺码头等等，所在皆是，至于借故“敲竹杠”更是家常便饭。这些活动干扰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影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最后，帮会的种种非法活动，对市民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帮会的所作所为，包括帮会的暗号、暗语、心理定势，大量渗入市民日常生活，积淀为“海派”文化卑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