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22日-25日，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5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美国、德国、挪威等国学者24人，30余名国内外学者列席会议。与会人士中除长期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外，还有一些直接参与中苏最高层会晤的当事人，如来自俄罗斯的杰留辛、库里克，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李越然、阎明复。大会共收到论文30余篇，用于交流的各种档案资料汇编10余种。论文涉及战后至70年代中苏关系的主要方面，包括中苏同盟的形成；中苏关系的演变、分裂及其原因；中苏关系与国际冲突；中苏经济关系；中苏领导人与中苏关系；新档案材料的发掘与利用等等。由于会议组织者的努力，入选论文所阐释的新观点或新视角，大都能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从而丰富并深化了关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认识。本刊将陆续选发一些文章。会议期间，组织者及时地抓住中苏关系亲历者与会的难得机遇，于10月24日下午，邀请他们就自己的所见所闻直抒胸臆，并现场解答学者们的提问。他们的回忆不仅生动具体，而且妙语连珠，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本刊将这次对话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其中两位俄国学者的发言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主持人陈兼（中国旅美学者，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来了四位先生，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先把四位先生给大家作一个介绍。阎明复先生和李越然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曾经作为翻译，长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杰留辛先生是《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后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先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四位先生将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在一起，讨论中苏关系的若干重要问题。下面，先请他们每人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围绕几个书面问题简单地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然后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其他普遍关心的问题。
    阎明复：我先把四个书面问题给大家念一下：
    （1 ）何时以及什么是中苏关系当中从友好走向敌对的关键性转折点？是1956年的苏共“20大”？是1958年的“共同舰队”或“炮击金门？”还是1960年的“撤退专家？”
    （2）怎样看待1960-1961年的中苏关系？ 当时双边关系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为什么这种改善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恢复？
    （3）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喜欢对方？ 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4）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是否有真正改善的机会？ 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否同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化有关联？
    我建议请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先来回答。
    杰留辛：我们在战争时期有一个口号，叫作：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现在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既然阎明复先生要求我这样做，我只好第一个来回答。当然，我只能谈一谈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情况。
    先谈一谈中苏冲突。关于冲突的开端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从苏共“20大”开始的，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信件当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在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谈话当中，他还谈到过，他对斯大林的不满从20年代就开始了。有一次，在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他说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过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能发表。
    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双方就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以前讲过的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设备的估价问题；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问题，等等。但这些分歧在当时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中苏双方都为此作出了让步。
    1957年，在莫斯科批判了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中国方面对此的反映并不热烈。同样，中国1956年4月和12 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在莫斯科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反响，尽管莫斯科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并出版了小册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问题，是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内容，但并不是主要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是愿意考虑中国同志的意见的。
    我记得，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时， 在“苏维埃宾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当时是《真理报》记者，总编辑告诉我，可以坐在他们身边，把他们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今天在座的李越然先生当时也在场，给周恩来当翻译。两人先谈天气如何如何。赫鲁晓夫那一天喝了很多酒，周恩来开始没有喝，后来也喝了。按照俄罗斯的习惯，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干杯，喝的够呛了。这时，他突然说道，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这话，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感觉很惊讶。我于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回到编辑部以后，党中央来了一个电话，说赫鲁晓夫今天的讲话应当立即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之所以谈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并不希望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妨碍同中国同志的关系。我认为，苏共“20大”以后中苏关系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