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方面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再就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反对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好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协调，可以解决的。可是后来双方争吵起来，骂起来了，这就无法挽救了。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这些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概情况。
    赫鲁晓夫有时也会突然清醒，认为和中国人的争吵应当缓和下来。于是就下令，停止和中国人的一切争论。但是不久，我们从北京得到消息，说那里又在骂赫鲁晓夫了，管他叫“赫光头”。赫鲁晓夫听了以后认为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争论于是重新开始。双方几乎在所有方面，在所有层次上吵起来了。开始时，我们在写文章，起草决议草案时，上边曾经规定了一条，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污辱中国人民，不能否定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报社的总编辑，问他为什么不遵守上边的这条规定？这个总编辑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回答我说，规定是规定，但并没有给我直接的指示呀。
    尽管赫鲁晓夫有时也说，我们两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因素要超过把我们分裂开来的因素，但是争论的“战火”还是越烧越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例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有就是办事过分的主动，过分的积极，好走极端，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用理智来控制，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了。
    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以后，刘少奇在苏联继续访问，并在莫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会前，我们给赫鲁晓夫准备了一个讲话稿，当时赫病了，由别人代他来念。讲话稿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俄国的沙皇和中国的皇帝可以吵架，但绝不能容许两国人民来吵架。刘少奇回国时，经过伊尔库茨克时，也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容许任何人使中苏两国人民吵起来，也不能原谅挑唆我们吵架的人。刘少奇的这一篇讲话是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苏联的报纸上没有刊登。于是我们看到这篇讲话的人就在猜测，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的“挑唆”和“不能原谅的”人指的是谁，是指赫鲁晓夫呢，还是指其他人。
    第二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这一分歧的产生是很奇怪，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开始赫鲁晓夫总想讨好毛泽东。阎明复先生曾经谈到，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特意为他安排了非常豪华的房间和床，这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讨好毛泽东的表现。但是他的讨好做得太过分了，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我们把这个称作“傻瓜的服务”。
    后来，双方在讨论会见的时间安排时，毛泽东提出，会见在凌晨三四点钟进行。赫鲁晓夫得知后又生气了，说不要再搞斯大林这一套做法了。斯大林时代就是半夜才上班的。类似这样小的摩擦说明他们在个性上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逐渐积累起来就会爆发。而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人们就无法相互尊重了。
    在他们两人的不和当中，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要有修养的多。赫鲁晓夫是一个粗鲁的，没有太多教养的人。
    主持人：很对不起，杰留辛先生，因为每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想请其他几位先生也来谈一谈。下面，先请李越然先生谈。
    李越然：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我看了前面念到的几个书面题目，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大的题目。在这些问题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咱们今天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给所有的人一个满意的回答，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很赞同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见解，这段话是小平同志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讲的：我今天不是谈我们过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如果谈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讲的都是对的。至于说哪些东西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了。
    我只能按照这个书面题目，讲一讲我的个人感受。像我这个年龄，直接参与过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不多了。在座的各位学者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求同存异”吧。
    我认为出这四个题目的人， 他的头脑中就有一个框框， 总是框在1956年的苏共“20大”；1958年的“共同舰队”；1960年“撤专家”，这些实际上都是人所尽知的事情。而中苏两党的分歧，在两党关系最好的时候，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有。毛泽东同志性格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对斯大林都敢于讲不同意见，至于对赫鲁晓夫如何，就不用我多做解释了。
    1956年的苏共“20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很勇敢，揭开了许多压在人们头上的盖子。所以我觉得，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批判他的错误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赞同的。但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把斯大林骂成“希特勒”，我们则坚决不能同意。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发表的那两篇文章，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相当负责任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当时中共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在“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作法，直接引发了“波匈事件”，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大的思想混乱。
    尽管如此，在1957年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这个时期，中苏两党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好的。毛泽东当时在会上的讲话是我给翻译的。我记得当时毛泽东曾经对坐在他对面的赫鲁晓夫讲过，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的好看，我们就是来扶你的。另外，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也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多灾多难，我们应该给他以相应的支持。所以，对于外界的一些说法，例如说毛泽东不尊重赫鲁晓夫，等等，我个人是不赞成的。
    到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谈“共同舰队”问题，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问题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一次的翻译是由我和阎明复两人担任的。毛泽东的讲话归我翻译，赫鲁晓夫的讲话归阎明复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