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请库里克先生谈。
    库里克：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即中苏分歧产生的原因。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就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为什么会在50年代中期产生如此尖锐的分歧？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分歧正是两国关系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产生的。当时，相互之间的协议在一个接一个地顺利签署，成百个建设项目的协议在一个一个地付诸实施。文化方面的各种交流也很频繁。突然，像晴天的响雷一样，双方出现了分歧。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了20年，其中16年是在中国处担任处长。在这20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甚至异想天开的设想。其中之一是：双方根本没有出现分歧，而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一个协议，要做出一种出现分歧的样子给西方人看。这个设想当然是很天真的。但是实际上，西方人确实很长时间不相信中苏两国会吵架。
    许多人都曾经提出关于中苏分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如领袖欲望的竞争啊，经济交流关系的不平等啊，等等。事实上，我们的领袖们也不一定清楚关系恶化的原因。我听说，有的时候，赫鲁晓夫本人也很懊丧，他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抱怨过，中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担任总理的柯西金，他的文化程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比赫鲁晓夫要高。1969年，柯西金曾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去越南的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我也是这个代表团的一个随行人员。我知道的很确切，离开莫斯科之前，没有任何到中国去的设想。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技术上的需要，我们中途在杜尚别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参加葬礼，这一次的河内之行并不好受。大家都感觉累了，想放松放松，喝点啤酒之类的。当时柯西金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不在场，我们则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了。突然，这个时候，柯西金进来了，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都很奇怪，我们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贾丕才叫过去，他当时是苏联外交部的第一远东司司长。这以后，大家才知道我们这是在向中国飞行。本来，柯西金想在河内的时候会晤周恩来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会见成。于是，他就从河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请示他，说是他在河内没有能够和周恩来会面，因此想到北京去谈判。当时除了谈判，没有别的出路，两国不能老打仗啊。柯西金叫我们几个人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边界问题。到了北京，在飞机场举行了会见。周恩来对谈判作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我们则只能是准备了什么谈什么。
    很抱歉，我谈了这么许多，应当把话题回到分歧的起源。我想说明的是，像柯西金这样的聪明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理解分歧的实质。谈判开始以后，先谈边界问题。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我们，包括我和贾丕才等人，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 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在各个方面比起柯西金来都要高明得多。柯西金讲这些话时，周恩来始终装做没有听见。
    中苏分裂的原因，大家找来找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应该说，大家还是找到了一个原因，这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对于时代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但也还是有缺陷的。无法让人理解的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复杂了，变成了一个寻找原因的原因。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突然间会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呢？讲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两个党交锋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大家都知道，苏联共产党早在1917年就取得了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也有许多年了。对于两个已经取得了政权的政党来说，为什么这一过渡的形式问题竟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了呢？
    如果我们是去寻找真正的深层的原因，而不是表面上的原因的话，那么，有很多问题，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当然，两国领导人的个性，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都曾经起过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如果要寻找真正的深层原因，那么，就需要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个真理，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根据这个真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争论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那么，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应该指出，恰恰是在50年代，在两国发生争论的这个时期，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我在这里仅仅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在这里发挥了。
    主持人：我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对于你们四位的精彩发言，表示衷心地感谢。下面，请在座的各位中外学者向四位先生提出大家所关心的其他问题。
    问：刚才谈到“共同舰队”的问题，这给当时的中苏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紧张。现在看来，这种紧张实际上同事情本身并不相符。我的问题是，当时苏方是否做出过努力，向中方进行解释以消除紧张？
    库里克：这个问题刚才杰留辛先生已经讲了一些。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军人们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搞一个舰队，舰队要停泊在中国的沿海。这样就可以给美国实施导弹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长波的电台。这在当时是一个设想，军人们想做这方面的准备，必要时就采用。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现的话，我看就不会出现后来加勒比海的危机。因为如果当时有这样一个舰队，就不需要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从中国的沿海就可以打到美国。事情这样提出的：军人们用他们的那种心态，建议领导直截了当提出来，即：搞一个舰队，搞一个长波电台。长波电台由我们百分之百投资。毛泽东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把苏联的这个建议当作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种侵犯。但是苏联考虑这个舰队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考虑中国，考虑的是美国。赫鲁晓夫于是就把责任推到军人身上去了，说：我们并没有这么想。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之间的乌云就散掉了。赫鲁晓夫赶快说根本没有乌云嘛。
    我觉得以上所谈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插曲。大家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不必把过多的精力花在这些插曲上。从历史上看，当时的许多吵架都被看成是事件，而其实不过是插曲。当然，刚才谈的这个事情，恶化了中苏关系。但它不是苏中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阎明复：我想对刚才库里克先生的发言作一点补充。我和越然都是中苏高级谈判的参加者。“共同舰队”的问题是尤金大使转告的。毛主席直接和尤金谈了两次，后来又指示少奇、总理、小平和尤金谈了一次。当时还没有提到长波电台的事情。后来，赫鲁晓夫来了。在和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一次谈判中，赫鲁晓夫就说，他完全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设想，这件事是被尤金搞错了。很可惜当时尤金吓坏了，病倒了，被抬回莫斯科，因而没有参加这次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