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请杰留辛先生再补充讲一讲。
    杰留辛：我只想补充一句。我不知道李越然先生和阎明复先生今天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坐在了被告席上。（笑）
    问：刚才库里克先生讲到，对于中苏冲突究竟为什么发生，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在中国方面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或者反之，中方对此早就胸有成竹？
    阎明复：我来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1958年以后， 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国采取施加压力的步骤。 邓小平在1989年5月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经谈到， 在中苏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平等的，甚至是屈辱的感觉。今后，随着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大概到2019年，大家就会看到一份苏联官方在1989年的材料（保密期一般是30年）。这份材料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做了很肯定的评估。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苏联官方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这份材料的准确内容我不清楚，但肯定有这份材料。在材料中，对中苏双方都作了批评，但是更多的，则是从苏方的角度来检查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与中国闹翻，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以来最大的外交错误。
    问：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有所改善，这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还是在其他人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
    阎明复：我在今天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谈到了这样一点：我是一个翻译，我参加过中苏在五六十年代的高级谈判，但我不是决策人。所以许多问题我不可能作出准确的答复。但是，你可以想一想，1960年底，莫斯科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提出来一个论点，康生后来概括为“三和一少”。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呢？是从莫斯科裁军会议开始的。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在北戴河会议上，主席对此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要调查，怎么形成了这条路线？
    1960年莫斯科会议开的比较成功。少奇同志与赫鲁晓夫有一个谈话，大意是以后有什么事情双方一起来商量，避免冲突，等等。这样，代表团回来以后，就按照这样一个精神来执行了。
    问：1965年2月，苏共中央曾向中方提出几点要求， 包括：通过中国的铁路运送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到越南去；在中越边界开辟两个机场供苏方使用；开辟空中航线运送苏联飞行员、物资，等等。我想了解，苏方提出这些要求是出于什么考虑？是想试探中方的对苏态度呢？还是明知道当时中方不会同意，而借此来挑拨中越关系；或者是第三个原因，就是真想和中国联起手来支援越南？
    库里克：我来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需要帮助越南。在赫鲁晓夫时代，是否帮助越南，赫鲁晓夫是持犹豫态度的。他下台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定加强对越南的援助。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和美国发生冲突。在当时的情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中国的铁路和中国的航空通道，给越南提供援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这样想过，对越南的共同援助，可能会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因为这是和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能够和中国找到共同的语言，找到一致的地方，来帮助越南。但是当时中国方面答复说，不愿意通过中国的领土来运送物资。得到这个答复以后，莫斯科猜想，这是中国想让苏美之间发生冲突。但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方面拒绝通过中国领土运送物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问：请问库里克，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内容，是您个人的看法呢，还是当时您接触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
    库里克：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内容都是在当时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内部讨论过的。因为当时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中国方面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问：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我觉得这是中苏论战以来双方唯一有可能改善关系的机会。但是中国代表团访苏回来以后很失望，因为苏方没有表示出任何改善关系的希望。我不知道当时苏联领导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据我看，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苏联当时把同美国改善关系放在了首位。
    问：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改变了赫鲁晓夫对越南的态度，加强了对越援助。当时苏共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赫鲁晓夫没有全力援助越南，是因为怕引起同美国的冲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在确定援越时，已经决定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进行争夺的方针？其二，是否意味着这是勃列日涅夫针对中国，是他想通过援助越南，在中国的南方确立他的势力范围？
    杰留辛：赫鲁晓夫时代也曾援助过越南，但是规模不如后来大。无论从援助的规模还是从数量上看，赫鲁晓夫下台之后都大大增加了。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领导人是否想改善对中国的关系？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顺便说一句：涉及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不能用“真诚”这个词。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待新的领导人，我不用“真诚”，但可以用“严肃”这个词，他们是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是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可以举很多例子。当时已经制订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在党的一些会议上，在讨论赫鲁晓夫辞职的问题时，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因此，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是苏共新领导人的意见，也是许多基层党组织的意见。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十月革命节前夕，曾经考虑过派遣一个什么样的代表团去中国参加那里的庆祝活动。当时，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双方都是采取互派代表团的方式。赫鲁晓夫下台前，总是派一个次要的人率领的代表团到中国来参加庆祝活动。赫下台后，决定派遣当时的交通部长别谢夫率团来华，当时党中央给他指示，叫他在和中国同志谈话当中应当强调苏联新领导人的想改善中苏关系的意图。因为派遣这个代表团时，苏方还不知道，中方将派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庆祝活动，因此希望代表团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可以进行有关的谈判。后来得知周恩来将去莫斯科，别谢夫自然也就没有谈判的任务了。我当时也是这个访华代表团一个成员。代表团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和访问。我记得，当时在湖南同张平化，在上海同曹荻秋的会谈当中，他们都非常关心改善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他们说，这是一场大的误会。我们也谈到，我们对于两国关系的恶化感到很难过，我们想努力来改善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