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抗战胜利后的1945～1946年短暂和平年代里发生了上海帮会史上第二次蜕变，这是一次中途流产了的蜕变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是帮会寻求政团化、政党化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新动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
    其一是帮会在经历了抗战等巨大社会震荡后亟待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以重振雄风。抗战期间，上海帮会中有的随蒋远避，有的卖身投日，有的参加人民抗日斗争，有的称病蛰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涣散局面。抗战胜利后，帮会上下不甘雌伏，力图再举，但毕竟时过境迁，传统的方式缺乏号召力，只得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其二是帮会所依托的上海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最具冲击力和威胁的是租界的不复存在。在帮会的发展史上，租界曾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租界是独立于中国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国中之国，由于双方法律制度和政治传统的差异，租界一直成为中国反政府力量的庇护所。因而租界当局和中国当局都需要某种既同双方都有联系，又保持一定程度中立身份的势力充当自身利益的代理人，从事某些自己不便以官方身份出面的活动。同时帮会也巧妙地利用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利用租界本身分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部分的三足鼎立的分裂统治局面，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但是这一切伴随着租界的收回而不复存在，上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帮会丧失了利用价值，帮会的庞大势力和桀骜不驯的作风，又招致国民党侧目，这对帮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其三是国民党政权由过去对帮会以拉扰、利用为主转为采取利用、防范、打击并用、以打击为主的政策。抗战期间帮会的表现使蒋介石颇为反感。1946年3月17日，帮会在国民党高层中重要的支持者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帮会采用铁腕政策的蒋经国太子派渐占上风，国民党政权对帮会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戴笠死后继任的毛森最初曾把“军统”过去掌握的控制帮会的联合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准备大干一场，但不久就偃旗息鼓，“新建会”受命停止活动。而各种打击帮会的措施纷纷出台。当然，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有个过程，尤其在初期，上海帮会倚仗着同国民党深厚的渊源并不十分重视这些含义深刻的信息。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宣布的禁烟政策却给帮会上下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不能漠然处之，应当改变活动方式，另谋出路。
    其四战后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的若干“民意机关”也大多以政党为吸纳对象，这种局面诱使帮会分子产生幻想，以为帮会拥有现成的组织和骨干，掌握了大批群众，其规模远胜国内大多数政党，可以乘机组织政团，同其它政治势力一争高低，参与政治分赃。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刺激下，上海和国内帮会中掀起了组党、组团、组社的热潮，各种政团纷纷出笼。这一时期帮会政团热的特点有：（一）来势猛、数量大。抗战胜利后两年内洪门系统在上海建立的社团达20多个，而从民初到抗战胜利前夕的30多年间全国洪门建立山头仅近40多个。到1948年初杜月笙估计上海帮会中各种社团已有30多个。这还不包括总部设在外地、上海有分支组织的社团数。（二）老社团复活，但组织成员由“精英型”向“群众型”转变。著名的如“恒社”、“荣社”（前身为“忠信社”，抗战中停止活动）、“洪兴协会”、“兴中协会”等战前建立的老社团战后纷纷恢复活动。“恒社”骨干一度还准备在国民党当局“行宪”后组织政党，后虽放弃了建党的设想，但这些社团组织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恒社”1934年拥有会员324人，加入“恒社”的标准为：文职科长以上；武职少校以上；工商界主任以上：年龄30岁以上。战后“恒社”名义上坚持这一标准，同时又采用变通办法，对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帮会分子改以恒社会员以个人名义另组外围社团的办法来吸纳他们，这些人不列入恒社社员名册，但对外仍承认其为恒社成员。因此，战后恒社“社员录”中仅列900多人，而实际成员达2万多人。（三）出现了一批专门吸纳帮会分子的全国性政党。如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民治党、民治建国会、洪门民治建国会等。其中“中国民生共进党”1945年由樊崧甫在西安成立，1946年5月总部迁上海，它自称由青、洪、汉（留）、礼（门）、白（门）、回（族）为基础组成，党章规定入党条件必须是上述人员，要入党先入帮，入党仪式即开香堂仪式。党帮不分堪称奇观。（14）此外还有总部设在外地、组织和活动伸入上海的全国性帮会政党，如：中国中和社会党，光复会，民主进步党等。这些政团负责人野心大，活动积极，在政坛上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四）组织结构紊乱涣散，出现大量的社中社、团中团、会中会。帮会摇身一变为社团后，其实质并没有变。帮会头目对现代政党一窍不通，更不肯轻易放弃对徒众的控制，因此这时帮会中普遍实行会套会、社套社的组织形式，如：恒社中有励社、励志社、毅社、义社、力社、铁社等。“洪兴协会”下有匡社、正气社、正诚社、华社、民兴社、五圣山、五行山、中华山、紫金山等。甚至儿子社下还有孙子社。这些不伦不类大杂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帮会制度，销蚀了维系帮会内部团结的情感纽带，加速了帮会的解体。（五）地方主义重新抬头。青帮和洪门原来是超越地方主义的，它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天下洪门是一家”、“天下安清都姓潘”。但是随着帮会组织分裂涣散，这种建立在模仿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泛天下主义遭到冷落，地方主义开始盛行。如益社主要收四川人，广东人大多集中在侠谊社、洪顺互助会和各种体育会中，“十八股党”、“三十六股党”、“七十二股党”等更是同乡们结帮拉伙的常用名词。这种趋势体现了帮会中一批人在发展个人势力的同时又想有所变革、以挽回帮会颓势的一番苦心。
    帮会的政团化运动不久就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时局的剧烈变动而胎死腹中，成为一次流产的蜕变。它完全背离了发起者重振帮会雄风，实现新的飞跃的主观意愿，把上海帮会推向非常脆弱危险的境地。其特征为：第一，一度被帮会吹嘘为拥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能的帮会大亨被层层叠叠的政团架空，成了徒具虚名的象征物。第二，帮会的整体组织水平、聚合力降至民初以来最低点。在政团的丛林中，多中心等于无中心，上海帮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散解为无数互相攻讦撕咬的小集团。第三，帮会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击下，束手无策，几无招架之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事实证明，上海帮会的政团化运动（即第二次蜕变）不仅没有为帮会带来转机，相反，它严重分散和削弱了帮会的力量，加快了帮会衰亡的速度，推动上海帮会从暴发转入瓦解、暴亡的急速下降轨道。它在客观上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解决帮会问题准备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