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是学术界在周恩来研究中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拟就“文化大革命”前期（即九大以前）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与同人。
    笔者以为，“文革”前期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与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并基本形成了他后来对“文革”的认识与态度。
    第一阶段为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的“文革”酝酿和开始阶段。这时，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既是被动接受的，也是拥护和赞成的
    说是被动的，是相对于积极主动来说，是指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与发动。这一点，联系“文化大革命”酝酿发动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就看得很清楚。1966年，是我国正式执行已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周恩来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政府总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如何在前几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开个好头。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大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抗旱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搞上去，改变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从1月至4月，周恩来全身心地在抓这项工作。3月12日，他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拟在河北、 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其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同时还忙于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也是来去匆匆。5月初， 标志着“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周恩来还在忙于同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和陪阿代表团赴大庆、上海参观，直到5月16 日才开始参加会议。6月，他又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更重要的事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没有告诉周恩来。批判《海瑞罢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
    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发动，这是事实。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是拥护和赞成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文化大革命”初始是以“反修防修”为主旨的。对反修防修，周恩来不会反对。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存在着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这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局限性，加上当时国际斗争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对修正主义认识的不清楚。修正主义的问题是由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出现分歧而引发的。那时，不光是毛泽东，恐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坚信苏共的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了颜色。以这样的国际“经验教训”来观察国内问题，就自然会遇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那末，中国有没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呢？当时周恩来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和估计，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周恩来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特点，从思想意识方面去认识。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只有十几年，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还不巩固。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封建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东西。他说：思想意识问题不注意，一样出修正主义。当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主要是通过思想革命。（注：1963年10月25日接见伊春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经济上的。必须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政权虽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是巩固的。（注：1963年2月26 日在全国农业科技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记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周恩来尽管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感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但至少认为中国有出修正主义的潜在危险性。这样，赞成和拥护“文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局限性和对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又坚信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毛泽东的个人决断对周恩来认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响。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反修的同时，一直在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来，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越来越觉得中国出修正主义已不再是有可能性，而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在1965年10月两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都讲到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并发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历史地位，自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了全党的共识。1958年5月，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时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从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形成的历史关系看，周恩来的这段话不能看作是一种违心的表态。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存在着的认识上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在事情没有明朗、错误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即使自己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一时不理解，也很少去怀疑毛泽东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
    第三，周恩来开始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周恩来看来，“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继续，与社教、“四清”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正是“文革”的本来意义。1966年8月14日， 周恩来在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泰诺谈到“文革”时有一段对话。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克泰诺问：对我们观察家来说，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就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突然的转折？周恩来回答说：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这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也涉及到报纸、文化界，这些都是上层建筑，是起指导作用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所以阶级斗争就尖锐化了，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应当说，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在内容上与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思想改造有某种相通性。尽管周恩来过去一直主张思想改造要靠自觉，要和风细雨，但是在官僚主义及种种社会阴暗面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也不会排斥赞同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尝试。1958年4 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精简机构越精越大的顽症时曾说：经验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治疗。这就是大鸣大放，依靠群众来解决。1966年6月27日，他访问罗马尼亚时， 在地拉那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