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是1967年以后。这一阶段， 周恩来已开始逐渐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并基本形成了他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
    历史跛着脚，踉踉跄跄撞入1967年。
    如果说，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革”还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紧跟的话，那末，到1967年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严重社会后果的全面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伙丑恶本质的日益现形，周恩来开始逐渐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他对“文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从1967年初起，周恩来在对“文革”种种错误做法的尖锐批评中，开始明显地流露出对“文革”的痛心和不满。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拍案而起，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会上没有过多说话，但他的思想与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就在散会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发出了怒吼，并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一副部长。他气愤地说：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注：1967年2月17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谈话记录。）
    1967年8月，周恩来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 先后两次明确谈了对“文革”的不满。他说：“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没什么好处。”（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0页。） “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内战还搞得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2页。）
    1968年6月28日， 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一个水电代表团时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以上所引，仅仅是几个方面的例子。有论者认为，“文革”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文革”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此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周恩来是个非常谨慎和讲原则的人，通常是不会轻易把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对人说的，尤其是对外宾。然而，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满情绪的频频流露。
    其次，周恩来已觉察到“文革”中某些错误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并抓住适当时机纠正和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风暴， 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周恩来当时不同意也没料到会搞全面夺权。当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策划夺权时，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在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夺权后，周恩来虽然难以反对，但还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全面夺权。他反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党权、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不能夺；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夺权，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打倒。他批评当时那种对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9页。）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及他对夺权狂潮中某些错误的纠正，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极左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局势向更“左”的方面滑去。康生、关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王力等人唆使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8月22 日又发生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也觉察到了问题，对“揪军内一小撮”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找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 要杨把最近各省情况、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情况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果断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了起来，给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这一“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左”的怪胎当头一棒，客观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 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夺权行为。他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9月6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和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批评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谓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说：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周恩来批极左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全国一些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恐慌。1967年10月以后，他们在全国刮起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并在1968年3 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应当说，后来周恩来抓住林彪事件的契机又一次大批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前一时期批极左思潮的继续和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三，从周恩来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图再来一次全国的大串连，再造一个“文革”的高潮，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他多次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6页。）9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造反派无休止的闹腾，愤然指出：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15个月，再搞15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2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九大以前，周恩来已经开始认识到“文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革”了，他一系列批评“文革”的言行，实际上已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并试图在某些方面从“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纠正。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加深化、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
    周恩来之所以对“文革”觉醒得比较早，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其对“文革”情况的全面了解是分不开的。“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党、政、军，工、农、商、学、兵，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提到中央的大小问题都推到他的面前。经过对“文化大革命”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8页。）。举目四望， “文革”的成果是什么呢？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斗私批修，非但没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胀，等等，等等。对“文革”的这种种“成果”，比起在中央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其他领导人或那些被打倒靠边站的领导人，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可以这样说，“文革”以来呈现在周恩来面前的，周恩来每天接触和处理的，都是因“文革”而起的混乱和问题，而没有一件称得上是“伟大胜利”的可喜之事。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周恩来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
    那末，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这样两条：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注：转引自《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话--访金冲及》。） 周恩来后来的行动可以说是对他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种韧性的斗争方式，陆续地从局部对“文革”的错误做一些补救，的确是周恩来一种明智的选择。二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从党的历史上看，也确实有许多错误是毛泽东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的。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对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式，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