А·И·久梅涅夫是一位有很大成就的学者，但是他对地理环境和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关系有不正确的看法。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他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11），是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性质和政体的有代表性的著作。按照他的说法，正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业灌溉的形式不同于希腊罗马，决定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性质。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古代或是在现代，地理环境对于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建筑水利灌溉工程的需要，对于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可能产生某种影响（12）。但是，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水利灌溉对于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极度加以夸大，那就可能引出荒谬的结论。事实表明，专制制度与水利灌溉的方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整个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不单纯取决于水利灌溉的方式。相反，水利灌溉的方式的变化是受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所制约。两河流域农业发生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灌溉农业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13）。灌溉农业出现之后，并不能使生产力和分工就此停滞不前，不再继续发展。
    在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赫梯帝国都存在过专制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专制制度与水利灌溉的方式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大夏、贵霜都是奴隶制的专制国家，可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水利灌溉的方式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欧洲以外各国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与水利灌溉决定政治制度编者的拙劣公式，显然是格格不入。
    就是在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区，尽管水利灌溉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有十分巨大的意义，那里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能给水利灌溉决定政治制度编者提供有利的论据。首先，水利灌溉在国家产生之前数千年即已出现。第二，在出现包括整个地区的统一国家之前，为数众多的范围窄狭的城邦，仍然可以管理水利灌溉事宜。第三，城邦与专制制度显然不是一回事。
    现代历史科学已经证明，在古代亚述存在世贵族共和国，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存在过城邦，在古代印度长期小国林立，其中有的是共和国，在古代也门并不一开始就存在专制制度。
    有些人，例如С·Ф·凯切基扬认为，村社制度的长期存在是在亚非地区一些古国中形成专制制度的原因（14）。现代历史科学的研究说明，村社与各种政体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尚待深入进行研究。至少可以指出，在亚非地区出现城邦的时候，村社显然是存在的。两河流域的大量泥版文书可以证明这一点。
    各种流派的“东方专制主义”编者所列举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特征，大体说来有这样几点：严格实行中央集权；拥有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专制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可以随意作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专制君主加以神化，并且借助宗教进行统治。这几点是否仅仅为“东方”的专制主义所特有，我们可以作点粗略的分析。
    首先，存在于自然经济居于统治地位、交通不便的奴隶制社会的专制制度，可以而且确实实行过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但决无现代意义上的严格的中央集权。仅仅根据与汉谟拉比有关的一些文件就断定古代欧洲以外地区的专制君主都是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恐怕是以偏概全。无论是在古代埃及，还是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长期存在的都是全国的不统一，都是分裂和割据。
    任何一个幅员辽阔的专制主义国家，必然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专制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这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没有这一条，也就算不上什么专制君主了。奥古斯都难道不是实际上集一切大权于一身吗？尼禄的胡作非为，难道不是凭个人的好恶进行统治的典型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集权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封建社会末期英、法两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比不上秦始皇。但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不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在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传统。
    采用各种手段，例如建立豪华的宫殿、陵寝、规定种种繁琐的礼仪，借以显示自己的尊严，这是专制政体下的一种通例。当然，不必否认，历史的传统，民族的风习，在这方面会有所反映。但这毕竟是一些枝节的表现形态，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抬高专制君主的威望这个共同目的才是最本质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罗马的戴克里先为了抬高自己的威信所规定的宫廷礼节，乃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并不简单地是受了东方的影响。
    君权神授是一切专制君主用来强化其统治的共同的精神武器和国家学说。如果不是为了神化自己，奥古斯都就不会赞赏维吉尔歌颂尤利乌斯家族的祖先的长诗。在所有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神权和王权都是相互为用的，这已无须证明。
    综上所述，可见，世界上并不存在具有特殊本质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欧洲以外广大地区众多国家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专制主义政权，有过这方面或那方面较为突出的特征。“东方专制主义”这个名词缺乏科学的内容。专制主义非“东方”所特有，“东方”的专制主义也没有特异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