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中“双百”方针被扭曲
    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偏“左”。1958年3月， 成都会议作出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把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范畴。这个论断又被写进5 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经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时关于学术文化问题加写了一大段话，对“双百”方针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目的是“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认为整风反右采用“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并说，“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25页。）这些话，显然与反右派斗争以前对“双百”方针的阐述有很大不同，强调的是“锄毒草”，指导思想是“左”的，失去了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初衷，可以说是对“双百”方针的一种扭曲。
    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随着以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文化科技领域也提出“大跃进”的口号。这种“大跃进”和经济建设一样，违背客观规律，“双百”方针在实践中也被扭曲、变性，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推动文化科技事业迅速、 健康的发展。 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是从1958年2 月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争取文艺事业上也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开始的。3月3-5日，首都戏剧、 音乐界联合召开创作座谈会，文化部领导在会上提出“创作大跃进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中国作协书记处也于3月8日匆忙开会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立即予以报道，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多写、快写，“放文艺卫星”。《文艺报》第6期发表了《扬帆鼓浪， 力争上游》的综合报道，鼓动作家订出“高指标”的创作计划，“争取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首都美术工作者提出1958年要创作20351件新作品的高指标。 各地作协分会随之纷纷召开“跃进”会议，制订“跃进创作规划”，形成了全国文艺界竞相大跃进的形势。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社论，非常乐观地估计当时的形势是“随着生产大跃进，出现了文化艺术方面的大跃进。”进一步提出：“必须反对少慢差费、右倾保守、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的文化建设路线”。许多文艺工作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这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对当时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大跃进”中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新民歌最初是在1957年冬季大规模兴修水利中产生的。组织起来向自然进军的实践，激发了劳动人民的诗情，涌现出不少优美动人的诗歌。毛泽东重视和提倡人民群众的民歌创作。1958年3 月成都会议要求各地要大力搜集民歌，开展采风运动。4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几次谈到民歌。 他认为新诗的出路是“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2页。）周扬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作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发言经过修改在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歌运动一下就掀起来了。截止1958年9月，全国正式出版的民歌专集有800多种。1959年出版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应该承认，当时的确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新民歌。但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民歌创作成为一种“运动”，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就势必走上形式主义、浮夸虚假的歧途。到这时，就很少有情感真挚、自然天成的作品了，新民歌也就丧失了原来的生机。
    从总体上说，文学艺术的“大跃进”，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浮夸造作，不是发展而是破坏了文艺生产力。
    科学事业“大跃进”也在1958年2、3月间提出。3月12日， 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结束时提出：当前生产大跃进，要求科学大跃进。科学工作者都积极响应。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于2 月中旬已经召开了研究所所长会议，对科学工作“大跃进”进行部署。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提出以“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八句话作为促进科学“大跃进”的口号。有些科学工作者列举事实，论证科学工作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完全可以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实现“大跃进”。并说，关键问题是在于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思想跃进。因此，他们表示，要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有的还订出跃进规划，争取在几年之内赶上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科学界从领导到科学工作者的雄心壮志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味追求时间、速度，不考虑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必将事与愿违，欲速不达。
    总之，在“大跃进”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扭曲了；“大跃进”带来的文化科学轰轰烈烈的“喜人形势”，不过是一种畸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