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时期的调查、讨论和工作条例的制订、修改，对有些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科学、文艺、教育战线调整的主要问题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执行“双百”方针的前提；“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实际体现。而知识分子政策的首要问题，是要端正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对于新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过了很大的反复。1956年1 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接着，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毛泽东又提出发展科学、文化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实际上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社会力量。而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更是把知识分子一般地被列入了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行列。在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右倾保守”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严重损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这种状况，到1961年秋制订各种工作条例时开始有所改变。9 月颁布的《工业七十条》重申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教育、文艺条例制订过程中，对这些领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对红与专关系的论断和“双百”方针的重申中也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依靠。明确地恢复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是在1962年春天。
    为贯彻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讨论贯彻工作条例，1962 年3月，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 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同时举行。专程前来赴会的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58、361页。）这次讲话，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以及当时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陈毅3月5日和6日先后在科学会议和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一鞠躬。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注：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98页；《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周恩来在3月28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又郑重说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页。）这是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明确地重新肯定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阶级属性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在当时，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红与专的问题。“又红又专”，是党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同时也成为每一个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对这一口号的理解和贯彻出现了偏差。首先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过分强调“红”而轻视“专”；而衡量“红”的标准又简单地以参加政治活动的多少和表现如何来判断；还以此把知识分子划分为“红专”与“白专”两类，给许多积极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戴上“白专”的帽子，批判他们走“白专道路”。这些做法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和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白专道路”这个口号，说“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2页。）6月20日，聂荣臻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不能对红与专问题作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对不同情况的人，红的要求应不同。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至于从旧社会过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只要有爱国心并愿意同我们合作，也就应该团结和使用他们；而对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则必须严格要求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科技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由此，《请示报告》认为“白专”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政治排队，是过分强调“红”的表现，是与又红又专的要求相违背的。8月10日，陈毅对北京市高校应届毕业生讲话，他说：“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我们不能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这些讲话、报告正确地解决了红专问题。几个工作条例对红与专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说明。
    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恢复和贯彻，随着又红又专关系的正确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逐步得到复苏。
    讨论、制订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条例是“双百”方针复苏的开始，周恩来1961年6月19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是“双百”方针开始复苏的一个标志。周恩来在这个长篇讲话中针对性很强的意见，对纠正几年来“左”的错误，对制定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的条例都具有指导意义。
    对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请示报告》中确定了三条原则：一、由党来领导，不能由某一学派实行垄断；二、做到四个互相：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三、做到三个尊重：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7月19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强调“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1年7 月中央决定试行的《科学十四条》，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专列一条，明确规定，“研究机构应该成为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并且提出了七点意见，要求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标签；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见解之间的自由辩论。1961年9 月中央决定讨论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也规定：“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和学术问题。”1961年上半年开始起草、1962年4 月中央批转的《文艺八条》则把“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列为第一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在文艺批评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