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转机
    “大跃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很快被发现。1958年11月毛泽东召集郑州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大跃进”有所降温。文化部由林默涵、许立群传达了郑州会议精神。林默涵传达中重点谈了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当时毛泽东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建议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10页。）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作假，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传达后，周扬、林默涵让文艺处整理“大跃进”中文艺方面“左”的材料。（注：据黎之：《回忆与思考--在“大跃进”的年代（上）》，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
    不久，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第165 期刊载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党员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反映该组党员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必须还击，所有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统战工作妨碍大跃进；“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是模糊阶级界线，编教材只能用党团员，等等。这个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立即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信，“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服务”，还要求同时发给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党委、总支阅读讨论。（注：信写于1958年12月22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654页。）这一指示，说明毛泽东对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不满意，抓住这个典型材料及时教育党政干部要端正方向，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1958年12月28日晚，周恩来召集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研究这些部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指示：文艺事业指标要调整压缩，放文艺卫星的口号要取消，要认真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会议一直开到29日清晨。（注：据黎之：《回忆与思考--在“大跃进”的年代（上）》，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12月30日，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文化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对在10月郑州文化行政会议上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作了修正。1959年1月25日，文化部党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1958年的工作做了检查。认为存在的主要缺点错误是：不适当地强调了文化工作的作用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有不让路、妨碍生产，“为文化而文化”的问题；对群众文化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违反群众自愿和群众需要的原则，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结争取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够；重普及，忽视提高；重数量，忽视质量以及劳逸安排不当等等。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召开座谈会，同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述了10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根据和分析；既要有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等等。（注：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讲话充满了辩证法， 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做法。
    这时正值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在这时涌现出来，小说、电影、戏剧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学术界由郭沫若文章《替曹操翻案》的发表和新编历史剧《蔡文姬》的演出，围绕关于曹操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报刊上开展了讨论。“双百”方针的贯彻出现了转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似乎又开始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事与愿违，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转机。在高层领导中，对纠正“左”的错误，对贯彻“双百”方针，态度是不一致的。周恩来5 月发表重要讲话后，柯庆施就不让在上海传达，北京也有领导干部挑毛病。7、8月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运动又接踵而至，“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就不可避免地又一次遭到挫折了。
    “双百”方针在调整中得到复苏
    60年代初，党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农业、工业、商业等制定了调整的政策和工作条例。与此同时，教育、科学、文艺的调整也提上日程，积极进行。正是在调整中，“双百”方针得到了复苏。
    1960年冬，中共中央首先从农村开始转变政策。此举立即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上海、北京的科学家在座谈会上批评了几年来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烈呼吁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一个类似《农村工作十二条》的文件。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十分重视这个意见。一方面，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到一些研究所进行典型调查；另一方面，对美、苏、英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资料进行搜集研究。1961年6月20日， 聂荣臻即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科学十四条（草案）》和《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61年1月11 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认为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注意划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线。各种学术意见，允许广泛发表，自由讨论、自由争论。对文艺工作，中宣部领导文化部、剧协等单位于1月17 日共同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对中国京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执行“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掌握艺术规律以及领导作风等问题进行了典型调查，1-3月中宣部又连续召开话剧、戏曲、美术、电影、报刊等五个小型调查会听取意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宣部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并于6月中旬召开一系列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讨论。6月19日，周恩来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民主作风，批评了几年来束缚思想的一种做法：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注：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