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在1956～1966年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总的特点是成就与问题并存，呈现出由正确到失误，由失误到调整，又由调整复归失误的波动与摇摆；决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是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不同认识；如何界定阶级划分标准和判定世界观的属性，是党正确处理与知识分子关系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1956～196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正确与失误、成就与问题并存的复杂状况，走了一条由正确到失误，由失误到调整，然后又由调整复归失误的曲折的路。客观地评述这十年间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过程，科学地分析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55年11月2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着手筹备。此后，十人小组和各部门、各地区的党委协同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翌年1 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此后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文件与讲话，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阐述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和相关政策。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年2月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把它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的错误倾向。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1956年以后，党内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1956年8月30 日召开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党内大约100 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认为将他们“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八大的政治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却又把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必然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将知识分子当作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不是将之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显然，产生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估计不足。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毛泽东认为，世界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必然会影响实际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无法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才依然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继续强调其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而与此同时，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同阶层的民众觉悟程度的不同，忽视了世界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只要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基本上不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事实。从而在实际上导致了将要求于一个共产党员或社会先进分子的标准普遍化了，显然是不全面的。
    同时，党和政府还提出了改进知识分子待遇的一系列政策，具体包括：改变对于他们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甚至没有工作的状况，使其发挥所长；保证专业研究时间，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直接用于业务；提供资料、图书、实验设备、工作助手和其他必要的条件；确定学位、学衔和荣誉称号制度、升级制度、奖励制度；适当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并解决其在居住条件和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困难，等等。总之，1956～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同时又存在着某些“左”的看法，表现出两重性的特点。
    二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随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
    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将其明确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讲，反右派斗争后，“对知识分子戴上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这说明，“反右派”斗争后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一方面是从世界观出发的，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对其政治立场的担心，即认为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甚至一度将之视为号召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危险力量。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由于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而且“反右派”斗争又证明了其政治立场的动摇，于是继续对其改造便成了一项最重要的政策。根据“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的新形势，围绕思想改造这一主题，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或政策性要求。
    第一，在改造和成长的目标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干部应该加强业务学习、 知识分子应当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此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对“红”与“专”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从这些论述和其他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又红又专”的要求侧重于“红”。强调“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要“以红带专”，以政治带业务，这与当时突出宣传“政治挂帅”是一脉相承的。“红”的要求包括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两个方面，而世界观的改造则是“红”的主要要求。当然，从知识分子应该在政治、思想、业务诸方面不断进步以跟上时代步伐的一般意义上讲，“又红又专”的要求并没有错，问题是在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下，这个口号便难以避免“左”的倾向。而正是这种“左”的倾向，导致了很多人在实际上将红与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背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沉重包袱下，更是不敢言专，不敢全力以赴搞业务。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
    第二，在改造的方式或途径上，除了重申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政策外，还特别突出地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开展学术批判的意义，认为“学术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比以前各次思想批判更深刻的自我革命”；认为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学术观点、治学作风上都印下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因而必须“以自己旧有的学术思想为靶子，进行严肃的斗争”，以有效地改造思想。（《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载《人民日报》，1958-08-30。）但问题是，在严重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大批判浪潮中，在把文化界的许多正常争鸣或争论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前提下，这种批判只能给知识分子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左”的思想影响，而不可能达到真正改造世界观的目的。
    二是突出强调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实践、参加体力劳动、向工农群众学习、实现自身工农化的意义。指出不但要在学校中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而且在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所有知识分子中都要实行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只有参加体力劳动、参加生产实践，才能切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才能真正从思想到感情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实现自身的工农化。从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应该参加社会实践的一般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含有合理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口号又是简单化的，浸透着“左”的指导思想，蕴含着对知识分子状况的错误估计和对专业文化知识的贬低，蕴含着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和对体力劳动意义的片面夸大，蕴含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力图限制并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空想因素。
    最后，“大跃进”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特别强调对劳动人民出身的新知识分子的培养。但是，在新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上也存在着“左”的思想，这就是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意义，强调丰富生产知识、增强劳动技能的重要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基础知识和书本知识的学习。总之，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期间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