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到来，随着各个领域调整工作的相继展开，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亦拉开了帷幕。这种调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脱帽加冕”，即脱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帽子，冠以劳动人民之冕。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便含蓄地肯定了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他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周恩来选集》，1版，下卷，335页，人民出版社，1984。）1962年3月2日， 在有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明确肯定：“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同上书，第361、358页）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更明确提出了“脱帽加冕”的问题。同年3月28日， 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面向全国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第二，关于“又红又专”的界定。针对“大跃进”期间在该问题上出现的偏差，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胆的纠偏，从而使这一政策性要求得以进一步明确化。
    首先是关于“红”的界定。聂荣臻指出：“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红的初步要求了”。（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载《北京工作》， 1961 （409）。）其次，关于“红”与“专”的关系。强调既要重视红， 也要重视专，要使二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红必须落实在专上，专是红的具体体现。聂荣臻指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同上。）陈毅则指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实现的。（《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载《中国青年》，1961（17）。）对红与专辩证关系的这种具体论述，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理论意义。再次，为“专”正名，大声疾呼保护和鼓励科学文化工作者“专”的积极性。聂荣臻指出：“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陈毅说：“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埋头业务。”（同上。）
    第三，在重申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总政策的前提下，比较强调团结和使用，强调要落实政策。1961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单位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批判错了的或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纠正，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先后有数十万知识分子摘掉了“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白专”等帽子。另外，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作出决定，对某些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授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从而减轻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保证了他们能够坚持工作。
    上述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左”的指导思想。党内认识的不统一和纠“左”的不彻底性，无疑埋下了政策再度反复的伏笔。
    四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64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状况的日趋严重的估计，知识分子政策重又回到“左”的轨道上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1964年8月25日、9月4日、10月16日，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几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966年3月17日， 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认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批判自然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改造的力度要加强，改造的方法要改进，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该问题，要有危机感、紧迫性；要在文化领域内切实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规模批判，以达到“兴无灭资”的目的；同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的知识分子，要尽快地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长时间地下放农村、工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体力劳动，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和劳动改造，向工农群众看齐。显然，这既是向“大跃进”期间知识分子政策的回复，同时又有“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50年代毛泽东讲知识分子的改造还主要是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到“文革”前，这种改造已经包括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文件明确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某些做法上，是将其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的。当然，与旧知识分子相比，对待他们的政策出发点还是不同的，那就是从培养未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从防止和平演变，防止第三代、第四代变修的角度，强调对他们的改造。其方式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明确“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看待问题；二是通过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同他们打成一片，从立场到思想到形象均劳动人民化，以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达到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