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
    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1.从1935年底起，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1935年12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随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全国各界民众都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站出来，抗日救亡，发表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将原来比较分散的爱国民众运动汇聚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持续地向纵深发展。南京政府意识到如果继续奉行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它就会被人民反抗的浪潮冲垮。
    2.国共关系出现转机，国共两党开始秘密接触。国共关系是影响南京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方面，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和响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明显转变。193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4月9日，毛泽东等致电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指出目前“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注：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5月5日，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注：《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第762页。）。7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碍你的抗日，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注：《周恩来年谱》第313-314页。）。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政策和行动，既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界人民团结抗日的信心，推动了全国抗救亡运动的发展；也影响到国民党内部，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国民党内部趋于统一，南京政府权威上升。南京政府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高度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自1927年4 月南京政府建立以来，国民党内部各政治派系，军事派系之间内争不息，混战不断，地方实力始终存在，他们与中央政权或貌合神离，或分庭抗礼，明争暗斗，互相之间隔阂很深，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必然影响到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华北事变后事态发生极大的变化。首先由宋哲元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为核心的冀察地方当局凭借军事实力和华北所处的特殊地位，在对日外交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听命于南京政府。但宋哲元毕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二十九军有抗战的光荣传统，宋哲元集团出掌华北政权有自己的打算。当日本方面意识到冀察当局不是它言听计从的傀儡政权，采取了压迫策略时，宋哲元抗日的态度就强硬起来。5 月，就日军增兵华北，宋哲元发表力保主权的谈话，声明“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全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去做。”（注：（台）《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正中书局，第763页。）5月30日晚，宋哲元在北平召集秦德纯、肖振瀛、张息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决定“一切事项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的奋斗。在平等互惠之原则下，方能与日方谈合作，以事实辟外传之谣言，保障地方治安，谋人心之安定。”（注：国闻周报社《国闻周报》第13卷第22期。）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华北地方实力派的中坚力量，它拥护中央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推动了南京政府转向抗战。
    九一八事变时，阎锡山与日本暗中往来，潜回山西重掌晋绥政权。辛亥革命以来，阎锡山一直控制着山西，视山西为其禁脔，不容别人插手，更不用说外国势力。阎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住山西地盘，日本策划华北自治，向阎施加压力，企图染指山西，为阎锡山的不能容忍。从1936年起，阎一反常态，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并下决心“不惜牺牲生命来救山西……谁敢侵略我们，我们就打倒谁。”（注：（台）《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第3卷，第564页。）中国共产党也因势利导，东征红军西渡回师不久，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红军西渡是为了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这对阎锡山触动很大，阎在日本、中共、蒋介石三种力量中反复衡量，认为日本对他威胁最大，因此，采取联共抗日的策略。
    南京政府建立以来，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异常激烈。两广当局凭借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党政两块牌子，一直呈半独立状态。1936年5、6月，两广当局打起“抗日救国”旗号，请南京政府准其“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两广地方当局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压力，双方做出一些妥协，最终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两广事变的解决，加强了南京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实力。
    南京政府的势力达到西南地区。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在历史上往往成为抗击外来势力的最后基地，据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35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势力被摒除于西南之外，川、滇、黔为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地盘，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西南地区提供了契机。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南京政府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并有可能将西南地区建设为未来抗战的战略后方。诚如蒋介石所言：“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抵抗的后方。”（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结》第14 卷第653页。）中央政府有效控制西南地区为其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信心。1936 年7月，蒋介石对即将离任的南京政府财政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激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注：参见《军事史林》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