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英美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苏联：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远东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设法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另一方面，推动中国抗战。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但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5年10月9日，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探询苏联的援华态度，问如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苏联方面的回答是不仅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而且希望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注：参见曹学思、徐广文主编《民国外交简史》第375页。）。从1936年起，苏联开始把援助中国纳入保卫自身安全和实现其“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的轨道，通过增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达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使其无力“北进”的目的。
    英美：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政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从1935年11月起，英美就向日本提出了一系列抗议，同时加强了自己在华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的经济侵略。到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为218842000美元，占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12 %；英国在华投资为1077611000美元，占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58.9%（注：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83页。）。英国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由于英国在华经济力量强大，特别是金融力量雄厚，没有英国的支持，南京政府的法币制度无法实行。另外，英国还向中国保证不与日本商谈有损于中国的协议，1936年2月11日， 中国驻英大使代表南京政府询问英国方面，假如日本政府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对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不过问，日本则尊重英国在华南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会持什么态度？（英日）是否已经达成这类妥协？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答，并没有达成这类妥协，即使日方提出，我们肯定也不会同意，因为它和我们承担义务的九国公约的条款相抵触（注：《艾登致贾德干电（1936年2月11日）》，见《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1935年12月5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就中国华北局势向报界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华北地区，有“相当多的美国侨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1936年初，南京政府根据美国财经顾问杨格的建议，把三十八种债券，除去其中少数几种具有特殊性质的之外，按照满期日子的远近，分成五组。五种债券的偿还期限均予以延长，称为“统一公债”，共计十四亿六千万元，利率一律六厘。统一公债使债务支出减少约年达八千五百万元， 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6月间掉换债券工作如期完成（注：（美）杨格著， 陈译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这项措施，减轻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压力。5月8日，中美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美国政府以市场平均价格向中国购买白银，其价款用美元支付并存入纽约的美国银行，作为中国发行法币的外汇储备，以维持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同时美国同意以中国出售的五千万盎斯白银作抵押，予以中国二千万美元的贷款。
    众所周知，英美对南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英美采取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使南京政府深受鼓舞，对其转变对日政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进入高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制定对日政策，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但同时表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这表明，一方面，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五全大会后，南京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变动，特别对行政院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南京政府的改组，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1）在国民党内部， 抗日的力量在上升，大部分部长由亲英美派人士担任，亲日派遭到排斥； 2）改组后的南京政府中，包括国民党各派系的成员，党内团结，有所加强； 3）政府机构中罗致了少数“学界名流”，如王世杰、翁文灏等，表现了一点开明的姿态。所以当时舆论评介“此次中枢的新组织，惹起一般国际上的注意，各国都认为比较举国一致的政府”（注：《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一百七十二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自从1927年4月南京政府建立以来，国民党第一次比较统一的中央全会，各方代表在国难日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终于愿意捐弃前嫌，共商救亡之策。在会议上，蒋介石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中日关系的“最后关头”一词作了明确说明：“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6页。）
    全会宣言指出：“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对外决不容许任何分割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日本一直在逼迫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五届二中全会对外政策表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被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