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只对甘地与国大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甘地所要追求的“真理”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未经印度人民同意，将印度拖进了帝国主义战争。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印度人民的不满情绪和赢得印度资产阶级的合作和支持，许下了战后给印度以自治的诺言。因此，在战争期间，印度的大批粮食、军用物资等被运往英国，有150万印度青年被送到欧洲、中东等战场， 为英帝国主义充当炮灰，在战争过程中70万印度士兵死于非命。帝国主义战争给印度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可是，印度资产阶级却在战争中发了财，并获得“巨大利润”①。
    1918年大战结束了，英国政府不仅背信弃义地拒绝给印度以自治，反而加重对印度人民的剥削和奴役。英国殖民政府“通过税收和其他为战争服务的严格措施，迫使人民遭受严重损失的各种经济勒索；食物的匮乏物价高涨；失业增加；猖狂的投机活动；黑市和贪污腐化等，进一步加深了群众的贫困和苦难。这一切在下述状况中得到了反映，即由于战后的饥荒和流行性感冒，使印度人口死亡人数高达一千四百万，……进一步加剧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所有这些因素在印度激起了空前的革命斗争浪潮，整个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都积极地参加进来了。”②
    英帝国主义为巩固它在印度的统治，1919年3月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罗拉特法”，接着在同年4月又制造了震惊世界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大惨案”。 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印度。但是，在战后的印度，英国统治者与印度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与战后力求扩大自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印度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印度国内的阶级矛盾，都进一步地尖锐和激化了。特别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鼓午和推动下，印度人民进一步地的觉醒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面前，一向被认为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却慌忙不安“犹豫不决”起来。
    这是因为，国大党主要是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英国著名政论家帕姆·杜德说的好：国大党从它成立（1885年）的时候起，就具有“两重要素”，“在它的作用和本质上的两重要素就一直贯穿着它的历史：一方面是和帝国主义合作来抵抗群众运动：“威胁”的要素，另一方面是领导群众进行民族斗争的要素。……这两重性格乃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动摇性的反映。他们既和英国资产阶级矛盾而想领导印度人民，然而又怕“太快的”进步会终于把他们的特权跟帝国主义的特权一起毁灭。”③
    据上所述，可知在一战后的新形势下，国大党的政治家们陷于进退维谷的局势之中，这显然是有其阶级根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尼赫鲁在谈到战后印度的政治形势时意味深长地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可是和平并没有带给我们救济和进步，反而给旁遮普带来了镇压的立法和戒严令，我们的人民怀着奇耻大辱的感觉和激烈的愤怒。……可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怎样改变那恶毒的过程呢？我们好像是在一种全能的怪物掌握之中而无能为力；我们的四肢瘫痪了，我们的心智呆纯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④
    尼赫鲁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言词，道破了在战后印度工农反帝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的国大党“两重要素”的阶级本质。可是正是在它的政治家们犹疑不决、“苦闷和不安”⑤的时候，“甘地出现了”，尼赫鲁继续兴奋地的说道：甘地“他像一股强有力的气流，使我们振作起来，深深的松了一口气；他像一道亮光，穿透了黑暗，并拨去了我们眼睛上的翳障；……他又像一阵旋风，吹翻了许多东西”⑥。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代表印度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印度地主利益的国大党的上层分子，他们多出身于高级种性，他们高高在上，害怕人民群众，极端脱离工农群众，工农劳动群众厌恶他们。而甘地却与他们完全不同。在南非二十年不平凡的政治生涯，甘地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活动家了。甘地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不可忽视。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后，不穿西装，身披土布，深入下层群众，了解他们，同情他们；甘地为了印度的自治和独立，他仆仆风尘奔走在城市和农村，以苦行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印度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尊敬。尼赫鲁说：“甘地在各种不同程度内影响了印度千百万人民。”⑦甘地能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所有这些都是国大党的其他任何政治家们所望尘莫及的，是他们做不到的，也是他们不愿做到的。
    特别重要的是，甘地是一个“奇特的和平主义者”。他的“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既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英国的残酷统治，又要把群众的革命行动限制在“非暴力”的范围之内，这正符合印度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甘地成了印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大党梦寐以求的理想人物。所以从1920年起甘地便成为国大党的当然的最高领导者了。从此开始的甘地与国大党之间的“联盟”竟长达近三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