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1957年的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并希望“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591-592、598-599页。）同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群众斗争的形式”，表明“现在我们革命斗争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合适的形式”。毛泽东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591-592、598-599页。）一方面，毛泽东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另一方面，他所谈的民主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为了“集中”和“专政”。这种“大民主”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是很容易背离民主的本质的。
    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等大的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党内外和国内外都出现了许多矛盾，需要加以调节和解决。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集中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3页。）首先，他讲了“开会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6页。）在具体谈到“民主”的问题时，他强调要“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8页。）。“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9页。）。其次，毛泽东提出了“没有民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0页。）；“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页。）；“没有广泛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6页。）；“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2页。）
    这里，应该说毛泽东对民主的阐述，比他前面所谈到的关于民主的内容要深刻得多。但是，毛泽东在谈“民主”时，仍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这就是为了更好的达到“集中”。就像他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0-21页。）在他的潜台词里，“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1页。）。因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民主”问题的讲话，在当时具有很积极的意义。但“民主”在毛泽东那里仍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关于“集中与分散的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又一次表示：“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注：《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他还主张“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25页。）这些与他以前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因此， 虽然也有过“群众的事情让群众来处理是民主”（注：《“七·三”指示--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1965年7月3日。）这样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所反映的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毛泽东原来的认识层次，没有突破他自己过去的框框。
    “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民主生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也在这一大的社会动荡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很少看到他关于民主的系统论述；一方面主张极端的“大民主”，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主要特征。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嘛！”（注：《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指示和插话》1966年8月4日。）他批评党内高层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串联的做法，“什么真正赞成民主、群众路线、马列主义，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注：《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指示和插话》1966年8月4日。）。在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党内高层对“民主”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歧变。1967年1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并指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
    事实上，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民主的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形式来解决党内外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同时，有了所谓的“大民主”，结果是缺了“小民主”，也就缺了真正的民主，违背了民主的本意。况且，这种“大民主”的结果，也并没有真正给大多数人民主的权利。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典型和特殊的现象，也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一个重大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