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谓民主，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制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权力”（kratos）两词所构成，其原意是指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实质就在于“人民”和“权力”的结合。真正的民主，应该包括几个重要的内容和原则：第一，人民主权原则。即人民是拥有和行使一切权力的最高和最重要的主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依照一定的程序去选择和罢免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第二，多数原则。“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谓“多数原则”就是指人民在依法管理社会事务时，如相互之间发生分歧，只能按照民主和法定的程序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坚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事。人民权力的原则和多数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多数原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多数人也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也必须保护少数。第三，平等原则。列宁早就指出：“民主意味着平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平等是民主的基础，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的平等权利。第四，制约原则。对权力的制约是坚持民主和实现真正民主的必需的和有效的途径。权力的制约分为“横向的制约”和“纵向的制约”。横向的制约即不同的权力部门相互之间的制约；纵向的制约即人民对其选出来处理公共事务的代表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制约，它比横向制约更加重要、更加关键。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没有制约的民主也是无法保证其真正实现的。
    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人们长期争论不休。应当说，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辩证统一。认为民主就是“目的”，往往容易导致极端民主化；而认为民主仅是一种“手段”，就会妨碍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主的，它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民主生活。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看，民主应该是目的。但是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从民主作为国家形态最终也会消亡的角度来看，民主也可以说是手段。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一方面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必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提高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建国头几年，毛泽东在民主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对民主的思考抓住了民主的基本特质，是基本值得肯定的。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的民主思想就开始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民主”在毛泽东的词汇里，主要地是用于方法论的意义上了，“民主”成了一种工作的方法、处理问题的方法；“民主”主要地不再是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目的”，而是一种比较单纯的达到“集中”、“统一”等目的的“手段”。尽管毛泽东在1957年时也曾表示过“大民主”并不适合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的认识一直是有矛盾的，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随着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严重化和扩大化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他忽视作为民主本质的“民主制度的健全”、“民主生活的完善”等内容，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的方式和方法，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搬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大力加以提倡和推行，最终使得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落于空谈，流于形式，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一个小生产者居多数的落后的国度里，“大民主”无视真正的现代民主所要求的法律与秩序，带着对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的盲目追求，给民主建设带来极大冲击，同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现代民主把法定的程序和法制的建设作为民主的基本的保障。但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特征的“大民主”，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无序的行为、失范的行为。它是一种没有法制约束和法律规范的虚幻的民主，其操纵者只能靠也必须靠超然于和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最高权威来维持。结果又必然和对“最高权威”的个人崇拜相联系。“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的确也是希望通过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发动群众，来推进他所理解的“民主”的建设的。但是，当毛泽东的“最高权威”大到可以完全左右群众时，这时候的“民主”就变成了一种法治意识淡漠的毫无制约的“无民主”，与真正的民主毫不沾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