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常的话是否自我辩解，可置而不论，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省常明白地道出了他结社的用意和目的。原来他不过是利用结社的幌子，而针对宋初以来古文家排佛所采取的一个反行动，以达到“墙堑吾教”的目的。宋初以来，柳开、王禹偁等人上继韩愈，或为了纯洁和复兴儒学，或忧及国计民生，都曾坚决排佛。如王禹偁，平常好议论浮图蠹人，又于端拱二年上疏论列，于是引起京城巨僧侧目，有人伪造他的《沙汰释氏疏》及孙何《无佛论》，成为他淳化二年贬官的重要原因。孙何、丁谓都是古文家，早年又皆及王禹偁之门，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可想而知。但当孙、丁为白莲社作记写序时，观点似乎确实发生了变化。如孙《记》称“情由化革，识乃悟新，非言语无以证四禅，非相好无以示三味”云云，竟已是满口释家语了。至于那些“丛碑委颂，称道佛法”的公卿入社诗，便可想而知了。省常的目的，至少是部分的实现了。
    宋开国初，统治集团确立了以儒立国、三教并兴的方针。西湖白莲社正是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出现，初步改变了儒、佛对抗的局面，浮图主动联络卿大夫和古文家，欲使他们放弃排佛，而后者也积极响应，大大缓和了两者的矛盾。这是北宋古文家由排佛到护法转变的开端。稍后的释智园、契嵩，则又修正了省常“墙堑吾教”的方针，大大前进一步，而着力证明三教本同末异，道同辞殊，而古文家也进一步改变了原先对佛教的态度，甚至放弃排佛，使三教融合达到更高的层次，文学、文化发展的道路也越来越宽广。西湖白莲社的行为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架起了第一座彼此交流的桥梁，这是它在宋代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但也应当指出，当年寄诗入社的古文家，未必全都放弃排佛，如前引王禹偁所寄诗，主要是抒发自己遭贬谪的身世感慨，既无所谓“归向从化”的表示，更没有“称道佛法”。至道三年（997），王禹偁上《应诏言事疏》，重申“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的主张，称僧人为“民蠹”。到仁宗时，石介从卫道的立场出发，再次掀起排佛的浪潮，延缓了儒佛融合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古文家排佛已成强弩之末，拿不出什么新的武器，佛教自身也逐渐衰落，佛儒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佛儒融合的产物理学，不久即将诞生。
    西湖白莲社在文学史上的另一意义，是它开了宋人大规模文学结社的风气。在宋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诗人，标门立派、结社拜盟的不少，但研究者们从未提及白莲社。当然，白莲社未必是宋人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但在它之前，似乎还没有目的如此明确、参加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之高、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组织。白莲社以《净行品》刊本为联系的纽带，以诗为盟文，推有“社首”，凡“士夫预会，皆称净行社弟子”（《莲社继祖传》），并曾建碑编集，已具备社团组织的特征。不过，白莲社的主盟者并非以文学创作为目的，入社者亦多是寄诗而已，彼此联系松散，既未形成统一的诗歌风格，更未形成宗派性的影响，毕竟又与纯粹的文学结社有所区别。尽管如此，白莲社在宋代思想史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仍不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