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由于国民党内部自始就有冯自由、张继、谢持等竭力反共，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阳奉阴违，孙中山在世时，他们慑于其崇高威望未敢轻举妄动。1925年3月孙中山溘然长逝后，这些右派开始明目张胆地从事反共分裂活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出现分崩离析的纷扰迹象。同年11月，右派分子会集北京西山，举行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作出：取消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另立国民党中央；解除苏联军事顾问，重订对苏政策等项决议。是为反共反苏、破坏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
    对党中这一重大事件，蛰居上海的张静江态度如何呢？张当时的态度是明确的：事前他曾“忿然”反对，竭力阻止，会后则“若口劝言”，期望西山会议派分子改变立场。西山会议派核心要角之一居正在《梅川谱偈》中曾记述其本人参加会议的经过，内中有“……折回上海，访许汝为（即许崇智）总司令，告以子超（林森）、海滨（邹鲁）、季陶（戴季陶）、楚伧（叶楚伧）、元冲（邵元冲）等均到北京种种原因，促余前往，余答以去姑不去，名可俱名，汝为即电北京。过后访张静江，静江忿然曰：‘北京开会通电，有汝名在，果尔，余定去广东汝等作对。’余曰：‘我本无成见，但是你老要作对，我定去北京。’不欢而散。”⑨据此可知，张静江对上述右派反共分裂行径是持鲜明反对态度的，他保持了与广州国民政府相一致的正确立场。“西山会议”后不久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成为西山会议派鼓噪的喉舌，该报连续刊载“国民党为什么取消共产党的党籍”，“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抱合形势以后”等长篇专论，积极从事反共分裂宣传⑩。张静江以其在党中的特殊地位和私谊关系，对叶楚伧等再三劝诫，期望促其觉醒，蟠然变计。蒋介石在这年12月25目《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曾提及说：“惟上海《民国日报》亦为其所利用，怪异之论，层出不已，最可痛心，张静江同志苦口劝言，犹不能促其觉悟，彼辈自承为读后甚为感动，而饰词强辩，曾未稍改。”（11）显然，张苦口婆心的几番劝告，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南下赴会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这次大会上，被他视为党中“后起之秀”的蒋介石以军界领袖的资格跃居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跻身权力核心，成为广东革命政权中与汪精卫并驾齐驱的军事强人，广东国民政府隐然形成汪主党政，蒋主军事的蒋汪合作局面。汪蒋既彼此借重，相互利用，又暗中较劲，勾心斗角。张为了改善蒋汪关系，曾以其与汪蒋的深厚交情居间调和。1月26日，张静江亲自邀请蒋、汪夫妇同游黄埔海神庙等地，即其融洽双方感情的联欢之举（12）。
    三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事变前后为第二阶段。此期的张静江作为蒋介石的幕后军师和政治靠山，为蒋介石抓权植势，排除异己，登上国民党的最高权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蒋介石限共排共，最终确定反共清党大计起了核心的决策作用，并成为策动和协调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实施反革命事变的反共急先锋。这期间，张静江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作为孙中山之后国民党的首任中常会主席，张的所作所为，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虽然迄今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但蒋介石无疑是唯一的获益者。蒋运用软硬兼施、翻云覆雨的诡谲手腕，逼走了汪精卫，抑制了共产党，并将苏联顾问季山嘉等遣送出境，取得了一石三鸟的意外收获。这一事件，已经暴露出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就整个反共斗争的里程上看，十五年的广州定乱（即‘中山舰事件’），实是十六年四月全面清党的前奏。”（13）
    事件发生后，远居上海的张静江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不辞道远，抱病南下”，于22日抵达广州（14）。对蒋介石“迹近越权乱纪”的上述断然举动（15），张赞赏备至，“极称为天才”。当张到粤之初，蒋介石“仍欲彻底解决共产党”，“断此亡党之毒腕”，但张深知蒋介石羽翼未丰，力劝其不可操之过急，不可过早亮出反共底牌。他向蒋指陈：“共产党徒病幼稚，无拳无勇，终何能为？”劝蒋暂行稳忍，并面授机宜：“止其包办之（农工）运动而约束之，必可就绪。”（16）为了扶持蒋介石，填补汪精卫出走后广东政坛上的权力真空，张静江以其半身不遂的病残之躯，决意留居广州，斡旋各方，参预机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人所共知的幕后军师（17）。
    蒋介石制造反共事变和张静江助蒋决策，很快召来了右派的支持。西山会议派要角叶楚伧、邵元冲追随张静江南下广东。不久，陈果夫、陈其采于5月初“应邀抵穗”。他们会集广州，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蒋先生（指蒋介石）的处境极艰，且缺乏人手帮助”（18）。此时在张的心目中已经定下了反共排俄的方策。
    当时，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作为“唯一能为蒋氏出主意的人”（19），虽不具备正式名义，但却扮演了左右全局的实际决策人角色。“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20）
    在巩固了蒋介石权位之后，张静江、蒋介石又合谋从党务上向共产党发动攻势。1926年5月15日，在张、蒋策划和操纵下，国民党召开了以整理党务为中心的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打着“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两党关系的幌子，先后提出限制、打击共产党的四个议案，其第二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充任本党中央之机关部长”，“在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把共产党人排斥在国民党中央各部和各级领导机构之外。第三案为选举中常会主席案，按照事前的预谋和默契，蒋介石提议增设中常会主席一职，并将张静江推上此一高位，从此由幕后直接走到前台，开始名正言顺地配合蒋介石开展限共排共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