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走马上任后，立即对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全面的改组。5月25日，共产党人谭平山（原任组织部长）、毛泽东（原代理宣传部长）、林祖涵（原农民部长）、刘芬（原中执会秘书长）等被迫辞去所任职务。28日，中常会通过张静江的提名，由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为该部秘书）、顾孟余代理宣传部长、邵元冲任青年部长、甘乃光任农民部长。6月1日又任命叶楚伧为中执会秘书长。邵、叶等人均系有名的反共分子，且曾出席“西山会议”，“三二○”事件后应蒋之邀请赴粤。张静江控制下的中执会“此项人事上的新部署，显然是在阻止共产党份子的渗透与把持，以为日后的清党工作铺路（21）。可以说，张蒋炮制和通过“整理党务案”，并完成上述重要职位的人事大改组，是他们共同策划的第一次“清党”。正因如此，后来蒋介石把二中全会看作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关键”，是“本党与共产党消长的分水岭”（22）。
    借助于张静江的策划配合，蒋介石迅速巩固了既得权位，开始加紧攫取更广泛的权力。6月5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张静江以足疾为由辞去中常委主席职务，改推蒋介石担任。蒋由是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张的这一举动，一则为成全、满足蒋介石独裁集权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是他避怨远嫉、不居名而负实际责任的一种姿态。由于北伐在即，蒋介石后顾无暇，故在北伐期间仍请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由他“秉政中枢”，担负后方实际党政责任。
    这期间，张静江除邀集邵元冲、叶楚伧等右派分子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实现“各处、会首长均由本党同志担任”外，还处心积虑地怂恿陈果夫──陈在蒋介石北伐后代理组织部长职务，全面改组中央组织部和各地方党部。在张的授意下，陈援引了段锡朋、王乐平等加入组织部，培植党羽，“逐渐淘汰共党分子而代以国民党忠实同志”，结果“共产党无形被淘汰了三分之二”（23）。据陈果夫的回忆，当时所有在党务方面“重要事项则决策于静江先生”（24）。为了改组地方党部，夺取地方党权，陈果夫等首先“计划改组共产党把持已久的广东省党部”，因事关重大，陈不敢贸然行事，他于是向张请示，张毫不迟疑地表示：“应该做的事，就负责做去”，“你选出人员提会，我负责使之通过，假使还有麻烦，我可以负责”，为陈撑腰壮胆（25）。在他的指使下，“到十五年十二月，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级党部大半已归入本党同志的掌握。……将两党部实权完全收归本党同志控制。”（26）对其他各省党部，则陆续选派所谓党务指导员分赴各地改组党务。如段锡朋、郑异往江西，萧静、王宇春、葛武棨往浙江，陈希豪往上海，张道藩往贵州，方治、丁超五往福建，童冠贤、吴铸人往北京，纪亮往绥远，田昆山往甘肃，郭春涛往西北等。事实上，上述人员“担当了为清党铺路的重要任务”（27），而张静江无疑是密谋限共排共并且“发挥出本党内蕴的反共力量”的核心要角，陈果夫则充当了前台的具体执行者。
    四
    张静江积极策动限共排动和他的曲意护持蒋介石，甘心为蒋之挡箭盾牌的态度，不但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有力反击，也招致了国民党内部左派的普遍不满。加以张为人作事“不善于自处”，固执己见，“主观太深”，常自作主张，独断专行，“每次开会，每有问题，都不大讨论，他自以为是的都通过，自以为不是的总搁起”，“因此便成了众怨之府，种下了后来的种种恶因”（28）。
    其时，举世瞩目的北伐战争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在中共和苏联的推动协助及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配合下，北伐军进展迅速。1926年10月10日攻克武汉，11月9日，蒋介石率军进抵南昌。随着北伐事业的顺利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加剧了。集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独裁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他抵达南昌后，就蓄意把南昌经营成反共反革命的中心和策划全面清党的基地。
    12月31日，张静江偕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等自广州到达南昌。1927年1月7日，蒋、张、潭等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统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三月间中央全会讨论。”（29）由此挑起迁都之争，革命营垒的分裂由暗转明，趋于表面化、公开化。
    张静江参与策动挑起迁都之争，导致“赣汉对立的空气一天紧张过一天”，而其“倔强不让”的顽固态度，则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清除党内一切昏庸老朽分子”等口号标语遍及于长江珠江各地（30）。在“迎汪复职”、“提高党权”种种宣传之外，“驱张（静江）运动”也应运而起。据陈公博的回忆，当时武汉方面“拿着张先生做一个口实，却也不直接攻蒋，藉口张静江做中常会主席的缘故，高呼着请张静江交还党权给中央”（31）。不言而喻，“驱张运动”的实质是孤立和抑制蒋介石，以防范蒋的独裁与反动。一时间，张成了代蒋受过，备受各方面抨击的活靶子。
    由于张静江为武汉革命政府所强烈反对，他未敢西上武汉而始终居留南昌，继续为蒋介石策划“清党大计”。2月1日，蒋偕张及黄郛同上庐山共度农历除夕，三人朝夕相聚密谋对策。不久，张在南昌接见了来自上海的西山会议派要员桂崇基。桂赴赣的秘密使命是为了“敦促速下清党决心”，张与桂“晤谈数次，至为融洽，并定下腹案，一俟北伐军攻克上海即将实行清党”（32）。这期间，上海的吴稚晖等亦分别与右派分子联络，“谋全面清党之实施”，“吴并曾与环珑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之中央党部接洽，意欲两派在不拘名分之原则下一致从事清党工作”（33）。张、吴等新右派与反共“先觉”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在反共清党的共同点上彼此接近，相互勾结起来。
    2月21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设立了由吴稚晖、钮永建、陈其采等组成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3月1日又宣布成立以张静江为主席的“浙江临时政治会议”。蒋的上述布置，实际上为“东南清党”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