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社会的安定与动乱，经常交替着。凡有作为的开明君主，由于建立和加强了中央的权威，国家出现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学术文化繁荣；反之，国家产生分裂，社会秩序混乱，经济衰竭，百姓涂炭。于公元960年在“五季割据，干戈相寻”，①社会大动乱中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其开国君主赵匡胤堪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国君。“太祖明圣慈惠，历代创业之主不可比也。”。②他登上皇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最高权威的举措，推进了我国历史的前进，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它对元、明、清王朝的大一统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人们去探索与研究。本文仅就宋太祖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举措作一述论。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五个小王朝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暂，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③这种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因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威被削弱，旨在加强和维系中央权威的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登上皇帝宝座后，他十分懂得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在制度上，在具体举措上，作了种种努力，防止了分裂割据的重演。其重要举措如下：
    1.用儒、道、释统一全国臣民思想，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权威统治。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君主，对思想文化的统治都十分重视。因为文化上的统治政策，对他们统治地位的巩固，也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赵匡胤建立的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分裂混乱之后。过去维护封建秩序，教人严守尊卑名分的儒学，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欧阳修把五代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④宋太祖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充分吸取前代统治经验，实行中央最高权威政策就有必要使儒家学说重振旗鼓，恢复专讲纲常名教，严守等级名分的那套秩序，用儒家的思想统一和教化臣民。
    为了崇儒，太祖于建隆三年六月，在周世宗营建国子监、置学舍的基础上，“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开讲一天，“遣中使遍赐以酒果。寻又诏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庙门”。⑤是年二月，太祖又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⑥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记载，“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说明太祖十分重视儒家的思想，他企图利用抬高儒家的思想，来教化包括他的儿子赵德芳在内的近臣、宰执、武臣和广大百姓，达到他加强中央权威，巩固赵宋政权的统治目的。
    由于太祖崇儒，奖励儒学，一般知识分子都受到他的尊重，因此，儒士愿为赵宋王朝效劳。当时著名官僚知识分子窦仪曾经为太祖裁定三礼图，和岘又为他订正雅乐。建隆二年，太常博士又上《重集三礼图》，诏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⑦命御史中丞刘温叟等人撰《开宝通礼》二百卷，继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一直起着维护封建秩序作用的礼乐，经过五代一度衰微，现在得到重新恢复，及时而有效地帮助赵匡胤，维护皇帝的威严，正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
    佛教也被太祖用来加强他的中央权威。众所周知，赵宋王朝奉行三教并举，在强调重整儒家纲常名教的大形势下，禅宗融合儒佛的学说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并且确定了后世禅宗援儒卫佛理论的基本格调。禅宗所宣扬的人生观引起封建士大夫感情上的共鸣。禅僧与士大夫合作，推动着禅学走向社会，促进宋代思想界的活跃。这种局面的形成，又是太祖崇尚扶植佛教的结果。乾德四年，他派僧行勤等157人到西域访经。⑧第二年，太祖取消各地铜铸佛像送开封销毁禁令，开宝七年，外国僧人法天从中天竺来到大宋鄜州，太祖亲自接见慰劳。太祖对于诋毁佛教的人，如河南进士李霭，则处以重罚，流配沙门岛。太祖本人也进行佛事活动。他多次到开封的佛寺顶礼膜拜。由于太祖的提倡，佛教又逐渐恢复了它昔日的盛况。⑨僧尼比后周时期还多。宋代佛禅在直接继承唐五代遗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的宗教文化。
    宋太祖还利用道教，统治人们的思想，维持皇帝的至尊威严和赵宋政权的绝对权威。早在建隆初，太祖就派人前往老子的出生地真源祭祀老子。京城的阊阖门外，原有太清观，太祖将它重新修建，改名建隆观，以后常去祭扫，斋戒求福。又因五代战乱，道教受到破坏，道士不守清规，对此，太祖实行“肃正道流”的措施，提高道教的威信。他从莱州请来大道士刘若拙，任用他作“左街道录”，直接管理道教，效忠当今皇帝。同时，太祖还交结当时的一些大道士，如华山陈抟、镇州苏澄隐等，企图借重他们的名气，来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
    2.防止军人实力派的颠覆活动，建立和加强中央军事权威。具体措施是：
    首先，抑制地方军阀抬头，夺取他们的权力。宋太祖依靠掌握的禁卫精兵，夺取了统治权力，但是封建军阀仍在各霸一方，中央政府内部还受到军人掣肘，随时都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基于上述原因，太祖首先要夺取军事实力派的军权。建隆二年秋七月，他与赵普的一段对话，成为其加强皇权的行动纲领。《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云：
    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曰，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