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太祖对高防与吐蕃族互争木材，而造成吐蕃族人民的不满，杀伤士卒，侵扰边地的做法是十分反对的。他出于边境民族地区的稳定考虑，不得不撤换高防，停罢了采造务，并以枢密使吴廷祚出知秦州。太祖这种对吐蕃民族绥抚的政策是收到一定的社会效果，酋长尚巴约得到太祖的宽恕，更增加了太祖在吐蕃民族中的崇高威望。
    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太祖既下荆、湖割据政权，即派出“通蛮情、习险厄、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31）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割据政权中，屡以战斗立功，蛮党伏之。“太祖召至阙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选亲校20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复召至阙，而加奖激，改辰州团练使。秦再雄尽瘁边圉，“五州连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终太祖世，边境无患”。（32）太祖认为对西南边境的各族人民，都应当“敦信保境”，曾下诏：“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侵盗，前所盗马，尽令还之。”（33）这样边境上无谓的民族冲突和各族入境侵扰的机会自然大大减少了，反映了中央政府执行民族政策的正确，提高了太祖皇权的至尊威严。
    5.妥善安排失业农民，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北宋初期，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破坏和天灾人祸，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天下户民，大半家贫产薄，征赋之外，差配尤繁”。（34）面临着土地大量荒芜、失业农民到处都是的严重局面。五代末年窦俨就说：“今编户之氓，以债成俗，赋税之外，罄不偿债。收获才毕，率无囷仓”。（35）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太祖一向重视历史的教训。离他出生只有40多年的黄巢起义，就是利用农民失业，离开土地，进行“滚雪球”式的流动战斗，队伍越来越大，最终打入长安，严重动摇了李唐政权的统治。这一切，在人们的心坎里记忆犹新，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来说，断不会熟视无睹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太祖就“流民”问题，采取了如下做法。
    其一，遣使均括诸州民田，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20为差，桑枣半之：男女10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满，第其课为殿最。又诏所在长吏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垦辟荒田者，止输旧租；县令、佐能招徕劝课，致户口增羡、野无旷土者，议赏。诸州各随风土所宜，量地广狭，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不须责课。遇丰岁，则谕民谨盖藏，节费用，以备不虞。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36）
    其二，招抚流民，平均赋役。后周世宗时期，大力招集流亡，奖励耕垦，颁布了一系列诏令，旨在招诱流亡，恢复生产，尤其是对被契丹掠走北去、逃叛家乡的农民给予优待。这些措施，是将流散的农民重新附着于土地之上，从而使农业生产可以恢复、发展，国家赋役可以保证，社会秩序可得安定，这是封建国家谋求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建隆二年闰三月，“诏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37）仍然保持流亡农户的田亩数，等待失业农户的再就业；且“勿使亲邻代输其租”，不使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人。乾德四年，针对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的状况。太祖下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不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38）太祖还更定税制，把两税的征收时间确定下来，根据地理条件的差异，田蚕成熟的早晚，作出具体规定，（39）使赋役趋向均平合理，阶级矛盾获得了缓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日益增强，政府的法令权威也在加强。
    其三，从失业流民中挑选军卒。太祖军队的来源，出自召募，成为加强中央权威的内容之一。宋初召募的对象，约有四种：一是召募饥民在当地补充；二是召募人民就地编制；三是收编本军士兵子弟；四是将犯罪囚徒配隶给役。招募饥饿人民当兵，被太祖看作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并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成为赵宋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这样，太祖实行的募兵制度，又成为它制止人民反抗的工具。每当凶年饥岁，政府便乘机召募流民饥民入伍，这样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40）将流民“各安田里”，不致流动转移，这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制止农民反抗，保证社会秩序稳定，都带来很大好处，值得后人借鉴。
    注释：
    ①朱弁：《曲洧旧闻》。
    ②《丁晋公谈录》。
    ③《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五九《本论》。
    ④《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
    ⑤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简称《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