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采取坚决态度，用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夺取了昔日武夫悍将们的军权。他的军权集于一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
    其次，大力调整军事机构。为保证不致有新的实力派产生，太祖撤销殿前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最高级将领，而以较低级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变成为禁军的最高将领，合称“三衙”。⑩“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11）即将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分而为三！三衙握兵，枢密院调兵，临时遣将统兵，三者均向皇帝负责。保证军权从属于皇帝，任何一方不能拥兵自重，再演唐末藩镇割据或五代兵变上台的闹剧，有效地保证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对此，北宋名臣李纲曾赞曰：“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祖宗之明智”。（12）对军权集中于赵匡胤一人身上，颇为赞赏，不是没有道理的。太祖还以文臣充当地方军职，实行以文制武，以防军人萌生野心。
    再次，整顿军纪。五代时兵骄将悍，士兵不肯服从长官，甚至拥立将帅，劫掠横行。太祖为了加强中央军事权力，要使军队成为中央政府的支柱，一方面他缓和军民之间的矛盾，争取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整顿军纪，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博取百姓同情和支持。这些严格军纪的措施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加强了太祖在军界的无上尊严。太祖为何如是而为呢？他是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启发的。《长编》卷一二《太祖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条云：
    时内臣有左飞龙使李承进者，逮事后唐，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承进曰：“庄宗好田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曰：‘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如此非一，失于禁职，因而兆乱。盖威令不行，赏赍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
    太祖经过大力整顿，军纪严明，步入正常轨道。从过去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变成为“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13）太祖依靠皇帝的至尊权威完成了军队的改组，有足够力量防止军阀割据者的反叛；同时，他又直接掌握军权，也加强了他的中央权威。
    其四，强化军队管理体制。太祖设阶级法，明确军队内部的等级尊卑关系。据宋人章如愚说：“峻其等级相犯之刑，谓之等级，以绝其犯上之心。”（14）令以威驾，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名服其长”。（15）使各级军校，各司其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将帅绝对服从皇帝，军队绝对服从中央。因此，宋孝宗说，太祖设为阶级法，“二百年军中不变乱，盖出于此”。（16）一点也不夸大。太祖还设更戍法，以“强干弱枝”、“内外相维”为军事部署的指导方针，因此大量禁军驻守外地。政府规定，除殿前的捧日、天武两军外，其余诸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17）禁军的驻地经常更换，轮流戍守边陲。这种所谓的更戍法，是太祖防止军队勾结地方实力派实行颠覆活动一项有力措施。太祖总结了晚唐五代的经验，建立起一套新的兵制，从而保证了宋朝中央政权机制的正常运转。对于太祖上述举措，司马光在他的《涑水记闻》卷一中曾加称赞：“太祖既纳韩王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致治于未乱故也”。包拯也说：“京师者，天下之本也，强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强，由中制外，则天下何患焉”（18）司马光、包拯两位宋代名臣的话，并非过饰之词。
    3.皇帝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培养“天子门生”，确保中央权威机制的运转，扩大其统治基础。太祖在围绕培养“天子门生”问题上，具体实施以下几个办法。
    其一，打破世家大族把持科举的局面，摧毁世族地主的残余力量，使中央权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太祖于开宝八年二月下诏曰：“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基无谓也。令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19）又说：“贵家之弟，惟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因此下令：“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20）太祖不准资荫出身者直接做州县官，这是对于门阀势力的一种压抑，也可看出他重视用人的努力。
    其二，确立殿试制度，《长编》卷一四《太祖开宝六年三月辛酉》条详载了太祖关于殿试制度确立的原因和情景的全过程。今抄录于下。
    新及第进士雍邱宋准等十人、诸科二十八人诣讲武殿谢。上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量陋，应对失次，黜去之。济川，翰林学士李昉乡人也。昉时权知贡举，上颇不悦，会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取舍非当。上以问翰林学士卢多逊，多逊曰：‘颇亦闻之’。上乃令贡院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及士廉等，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左司员外郎侯陟等为考官。乙亥，上御讲武殿亲阅之，得进士二十六人，士廉预焉，《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又赐准钱二十万，以张宴会。责昉为太常少卿，考官右赞善大夫杨可法等皆坐责。自兹殿试遂为常式。
    可见，考试制度严密，就是要使它在“孤寒人”面前，尽量保持“公平”，人人公平参与竞争，“由是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符合宋太祖统治集团的要求，人人都有机会做官，统治基础愈扩大，赵宋政权就愈巩固，中央政府权威就可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