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太祖亲自主持考试。太祖统治时期，在制科方面增加内容，为隋唐以来所无。他下诏开设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目。各州将应举人解送吏部，太祖亲自主持考试。规定“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对策。”又允许应举人“到京自荐。”（21）制举外，又有保任。即由职官推荐，从中选拔。对保举的得力与否，规定连坐，作为荐举人材的保证。据《长编》卷三记载，建隆三年二月庚寅，“令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曾任幕职、州县者，各举堪为宾佐、令录一人，如有近亲，亦听内举，异时贪浊畏懦、职务旷废者，举主坐之。”类似诏令，太祖时颁布甚多。这样保举人怕连坐，只能慎重推举人选。这样选擢人材，对提高行政效率和澄清吏治，是一种有效办法，既提高“天子门生”从属的地位，又可巩固赵宋政权的统治。
    太祖发展科举制度，是强化中央权威的手段，通过这个制度，各地州县官员的选拔和任用，直接掌握在中央政权的手里，这样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集中。太祖亲自选拔录用，又显示及第人员，都是“天子门生”。这就防止及第人和主考官之间，缔结成为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危及君主统治，使太祖成为至尊无上的偶像和被崇拜者，使中央政权机制运转处于正常，减少不少麻烦。
    4.调整和缓和与宋邻近的民族政权、民族部落的关系。我国历史上，由于中央政府没有正确处理好周邻民族政权和版图内的民族部落关系，先后出现过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和唐末五代民族战争。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这种状况几乎一直延续到宋初。太祖亲身经历了五代这场残酷的民族战争，深感这场战争的灾难。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在民族关系的态度上，基本上是采取调整、和缓、利用的方针。
    对待北方的契丹族政权，采取保持平衡的守势态度。五代是历史上民族战争严重时期之一。当时中央政权主要的威胁来自北方。北方各民族里，以契丹为最强大。中原皇朝的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统治，往往和外来民族的贵族集团相勾结，甚至为了争权夺利，勾结另一族的统治阶级，假借他们的力量，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就给外来民族的贵族集团尤其是契丹贵族集团造成南下的野心。当太祖建立北宋，筹划他的统一政策时，他有二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趁契丹族在耶律述律的腐朽统治下，利用周世宗的胜利成果，打垮契丹在幽、云州的势力，割断北汉与契丹的联系，然后合并北汉。一是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避免与契丹政权发生冲突，攻取南方割据政权后，再和契丹打交道。最后太祖听纳了赵普的意见，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得失，终于选择了先南后北的道路。根据这个策略，太祖对北方契丹族政权采取了防御的守势，着重在“保境息民，不欲生事”八个字。太祖采取的这一策略是正确的。首先，契丹统治者耶律述律，生活腐化堕落，契丹在他的统治下，内部矛盾迭起，统治力量正在不断地削弱。其次，北汉政权虽由契丹保护，但契丹对北汉的残酷榨取也是十分利害的，激起北汉人民的不满，北汉与契丹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再次，赵宋内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大阶级的矛盾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缓和，赵宋的统一事业，体现出汉族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意志，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第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非常复杂尖锐。其中有赵宋和后周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央政权和各封建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最高皇权和藩镇军阀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皇帝和各功臣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如不先行解决，便直接威胁中央的权威，直接威胁赵宋王朝的生存。最后，赵宋的军事力量与契丹相比较，未必见得占优势地位。太祖在后周时期，参与柴荣发动的几次重要战争，对契丹的实力有着一定的认识。柴荣虽然收复关南，事实上是“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22）。取胜的原因在于守域汉将投降，而不是军事上的战胜。契丹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23）。证明契丹的社会经济也处在上升阶段，国力充裕。因此，基于以上的五方面认识，太祖在对契丹族政权的态度上，采取守势是有他的原因。其实行结果，使得大后方安稳平静，无北顾之忧，能够集中力量先后统一各封建割据政权，对于北宋统一国家的重建，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使各族百姓向汉族为主的中央政府靠拢，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待西北西夏党项羌政权的态度。历代内地王朝对夏州地区长期以来采用的是羁縻政策，后唐明宗的诏书说：“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乱离，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24）太祖承袭这一政策。他对西夏民族政权，一方面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御，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将官，严密驻守；一方面则争取建立和平关系，来确保边区环境的稳定。太祖罢除藩镇大权，可说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五代以来，就领定难节度使的李彝兴，不特始终将他保存，而且对这个党项族首领，采取了极尽“羁縻”之能事的手段。太祖在位的17年中，宋与西夏的关系是和好的。当宋军与北汉发生战争时，彝兴都给宋以军事援助。其子李光睿曾破关堡寨，斩首七百级，获牛羊以千计。（25）一旦有封建军阀出兵劫掠羌族羊马，太祖恐怕惹起反抗，必将他们内调，另派他人充当，“悉心绥抚，夷落安静”。（26）但从太宗以后，“以汉法治蕃部”，（27）首先便加重了对蕃部的剥削，如取银州后，“银州蕃落使拓拔遇来诉本州赋役苛虐”。（28）而为了镇压羌族的反抗，又必然竭力扶植当地的汉族地主，“十年以来戎人所掠生口牛羊数万计，悉还其主，”（29）这样就人为地加剧了民族矛盾，引起羌族的怨恨与反抗。宋朝终于永远失去了银夏诸州。这是太祖始所未料及的。
    对待吐蕃族的态度。太祖采取让步缓抚政策。自唐末以来，吐蕃王朝发生分裂，一部分散居我国青、甘、陕一带。依接近汉族州县者，又有生、熟户之分。宋琪说：“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避远，横过寇掠者，谓之生户”。（30）宋初，秦州附近一带，居住着众多吐蕃族的人民即生、熟户。正如《长编》卷三《太祖建隆三年六月》条所载：
    秦州夕阳镇，古伏羌县之地也，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书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议置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据要害，戍卒300人，自谓而北则属诸戎，自渭而南则为吾有，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于是西戎酋长尚波于帅众来争，颇杀伤戍卒。防出兵与战，捕系其党40余人以闻。上不欲边境生事，癸巳，以枢密使吴廷祚为雄武节度使往代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