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日本帝国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又积极和上层人物、政客、资产阶级分子、封建王公贵族紧密勾结，利用他们去分化、统治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日本人直接统治更为有效；那些上层人物也乐于在日军卵翼下，他得一杯羹，自然拥护日本统治的程度远胜于对西方人。
    有人说：“缅甸不是一个人类社会，而是一个企业公司”⑧，这种说法虽然是夸张的，但却说明了缅甸在殖民主义奴役下的状况。缅甸是英国殖民主义冒险家的乐园，缅甸人对英国人有很深的民族仇恨。日本人一到缅甸，英国人虽然花言巧语的声称“保护缅甸人”，试图在大难临头时，使缅甸人同他们同舟共济。但缅甸人的民族感情如决堤的水，势不可挡。在军队中的缅人纷纷开小差，或者加入民族主义革命的队伍，有的则啸聚山林，打击英国殖民势力。英军孤立无援，一败涂地。日本人趁机而入，取英人而代之。日本人占领缅甸后似乎吸取了英人的教训，建立起以巴莫为首的缅人“独立”政权。这是在刺刀保护下的独立，而且是极其有限的，但和英国人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相比，虽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却为受蒙蔽的缅甸人所接受。
    对于散居在东南亚，约有三百万左右的印度人，日本竭尽全力争取，以建立一支反英的印度人大军。日本人深知，印英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只要将他们争取过来，可以起着几十个师团的作用，摘取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建立日本帝国的“皇道乐土”就易如反掌了。丘吉尔首相对此极为清楚，在欧战紧要关头，他还十分关心印度的安危。他说：“增援印度已是当务之急。日军在亚洲的胜利引起的反映如何？我十分关切。增加英国部队在印度的人数是会有必要的，这些部队不必是完整编制的师，因为他们只维持内部安全，防备叛变”⑨。
    日本军国主义者狡诈地利用了东南亚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反抗情绪。例如，由于英国对印度长期实行高压政策，将大批印度人和他们的领袖送进刑场和监狱的结果。如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曾是国大党主席，由于反英受到迫害。1943年他乘德国潜艇到了日本，后又随日军到达东南亚。另一位印度国大党领袖，拉斯·贝哈里·鲍斯，曾因袭击英总督哈西而逃亡日本。太平洋战争初期他是印度独立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因此，日军占领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时受到了印度人的欢迎，特别是英军印度雇佣兵的倒戈帮了日军的大忙，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印度部队。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当选为最高统帅和印度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与日军并肩同英美作战。毫无疑问，这是日军能迅速取得胜利、占领东南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打着“共荣”的旗号掠夺东南亚地区的资源以支撑战争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拟定了这样的战略设想：向北吞并朝鲜的三千里江山，进而攻取中国大陆；南侵中国台湾，然后以此为跳板，伺机侵略南洋，实现梦寐以求的南洋“奋飞”的目的。德富苏峰在拟订的《占领台湾意见书》中说：“我国的前途必须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此乃识者所夙知，台湾恰可谓第一驻足之地，由此而及海峡诸半岛和南洋群岛乃当然之势”⑩。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所谓开拓者，无不唾涎南洋，他们派出大量学者去南洋“考察”，还派军人去“探险”。其实，这是为了搜集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情等情报；在此基础上组织大规模的南洋研究。以为其侵略南洋服务。《南洋与日本》一书的作者赤裸裸地表明了这种意图：“时至今日，迟一日则有一日之损。迟一年则英人进，迟二年则德人进，迟三年则美人雄，迟四年则澳洲人来，迟五年则荷兰人的根基固，迟六年则支那人日益跋扈，迟七年则印度人数更增。若至十年，二十年再谈南，则已晚洋矣！”（11）南进之心溢于言表。因此，积极主张经略南洋，将南洋变为日本的“外南洋”。
    日俄战争的胜利，解除了日本北方之忧，而专力于侵略南洋。军阀寺内正毅认为，日本必须扮演“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与美、英分庭抗礼的“东亚经济同盟”（12）。西原龟三也主张建立“东洋自给圈”，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英为了争夺东南亚的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夺取亚洲的霸权地位，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到了三十年代矛盾就更加突出。日本决心诉诸武力、以解决和美英的矛盾。二战爆发后，日本认为解决同英美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1941年8月9日发布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指出：“……在昭和十六（1941）年度内，放弃解决北方（指苏联）的企图，专心集中注意南方。”（13）又说：“对于南方，以十一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14）对苏联以适当的兵力采取；守势，而以陆、海、空军的主力对付美国。为了配合盟军对苏联的进攻，一面陈兵满洲，密切注视欧战态势的发展，一当德寇企图得逞，立即以精锐之师夺取西伯利亚；一面在南方对美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牵制美英的力量。“军部”炮制的《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一面宣称：“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十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15）；另一面又抛出“大东亚共荣圈”，并以此为诱饵，引诱他们签订“共同防卫协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殖民大帝国。东条英机说：“帝国现在正用国家全部力量，专心贯彻巨大广泛的大规模作战，向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事业迈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实际上渊源于建国的根本精神，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基于以帝国为中心的道义，确立共存共荣的秩序，而建设广大地区，要和各民族互相依靠，互相合作，才能进行。”（16）东条的这番话既有真话也有谎言。所谓谎言指的是要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各民族互相依靠，互相合作。”谎言掩盖下的真实企图，是要变东南亚各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变各族人民为日本的奴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设立大东亚省，其职责是在共荣圈内贯彻帝国政府的意图，实施一切政务；同时大东亚省和外务省并存，搞所谓的二元外交。前者垄断“共荣圈”内各国的外交，由法西斯军人控制。在外交上东南亚各国不再是独立国家，从而消灭他们的民族意识，成为名实相符的日本的附属国；后者是对欧美各国的外交。东条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现有外交观念乃以对立国家为对象，此种事实在大东亚区域则不存在，而只有我国为领导者之外交了”（17）。既然如此，“共荣圈”各国必须紧紧追随日本，首先向美英宣战，卷入太平洋战争之漩涡；其次，建国精神必须符合“皇道”大义，对日本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作贡献；再次，“共荣圈”各国要和帝国结成一体，为大东亚圣战作好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准备。所谓精神准备，就是要以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严格控制民族意识和民族宗教的泛滥。对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要坚决取缔。从而“炼成大东亚民族”作为“大和民族”的奴仆。为此就必须培植亲日派、如劳雷尔、巴莫、莱克特、鲍斯等，建立傀儡政权。帝国则赐给他们“独立”“自治”，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