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和诉诸国联。这是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两个精神支柱。
    事变发生后，张氏第一次公开讲话就说：“我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⑤。张氏在与其弟张学思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的更明白。他说：“难道我就愿意不抵抗吗？我就愿意丢掉国土、丢掉老家和祖坟不管吗？唉！事情很复杂，不是凭感情冲动就能解决的。你要相信，东北问题中央政府不会不管，国际不会不主持公理，我们要听蒋先生的呀！”⑥这里不难看出，张氏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虽然有诸多原因，例如某种恐日心理，保存自己实力的思想，但根本原因是，对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及其顽固性认识不清。他以为，东北已统一于中央政府，东北的丢失，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定要发动全国抗战，收回东北。但蒋介石却不这样想。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高级将领的训词中说：“东三省热河丢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丢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立场上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又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⑦。像张学良这样善良的人，是无法理解这套荒谬哲学的。这时的张学良还对蒋介石充满轻信和期望。
    而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唯一措施是：诉诸国联。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请求主持公道。之后，又多次揭露日本的扩大侵略行径，敦促国联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侵略活动。国联虽然多次开会，也曾作出日本撤兵的决议，但并没有妨碍日本的侵略活动。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向中国增兵，继续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但是南京方面却仍然继续依靠国联。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未必那样轻信国联。他喋喋不休地叫嚷“诉诸国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抵制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张学良依赖国联却颇为真诚。他衷心希望国联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使事态不致扩大。从“诉诸国联”之日起，他就密切注视国联的活动，并随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当他得知9月30日国联通过让日本撤兵的决议，即致电东北有关当局：“现在国联即（既）经决议，在此两周内，彼方自须确实完成撤兵，我方亦特别注意，力持以前之镇定状态。关于保护彼方侨民一事，尚应十分注意，断不可别生枝节，贻日人口实，致国联议决受其影响”⑧。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理睬这个决议。张氏特别关心的保护桥民一事，不过是侵略者进攻东北的一个借口而已。10月20日，张氏又致电外交部长顾维钧：“国联议决办法，直接消息到宁时，盼照速见示”⑨。当他得知，国联理事会将移至法国举行时，又于11月26日致电顾维钧：“弟意此次会议，我国前途通塞，关系至深”，建议顾维钧亲自前往“联络诸事，定必应付裕如，会议结果，反效自伟”⑩。可见张学良对会议抱有多大的期望。直到日本侵略军继续北进，侵占黑龙江省之后，他对国联主持公道之说仍抱有幻想。是年11月29日，他又致电蒋介石、顾维钧：“英、法、美与中国提商，拟在锦县一带为中立区域，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11）。张氏为换取日本侵略者停止进攻，竟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其委曲求全到何种程度。
    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以及依靠国联来制止日本的侵略，不只是张学良的个人思想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思潮。张学良的思想和要求，大都是他的顾问们和部下的思想反映。张氏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后，就于19日晨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议，商讨对策。“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诉诸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际盟约……因此勿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12）。过了二天，张氏又邀请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建、曹汝霖、顾维钧等，以及东北军政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等29人，再次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13）。
    对侵略者妥协退让，企图借外部力量来制止异国侵略，本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屈辱外交的反映。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奉行的外交，几乎都是屈膝外交。清王朝统治者，以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换得侵略者的“宽容”，以维持自己的反动腐朽统治。蒋介石叛变革命、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仍然是奉行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十分虚弱。它继承了清王朝末代统治者的衣钵，害怕本国人民甚于害怕外国侵略者。他对帝国主义列强忍让、宽容；而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则极其残酷。他的主要精力，一是用于军伐内战，制服敢于和他争权夺利的派系；一是进行“剿共”的内战，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这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发展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推选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乃是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的继续。这一反动政策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但在社会上层人士中却颇有影响。在社会上层人士中惧怕帝国主义列强、妄自菲薄的心理状态，是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将军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多在这个范围。因而，他与这种思潮相吻合，在情理之中，并非偶然。
    三是力不从心。这是就张学良本人的处境而说的。他在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本以国家统一，增强抵御外侮能力为初衷。但事与愿违，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将军和他统率的东北军，被卷入内争的旋涡。1930年9月，张学良指挥7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入关，助蒋打败了闫、冯，结束了中原大战。大战结束后，张学良和入关的东北军并没有返回东北。同年12月，张学良授命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负责节制华北、东北各省事宜，并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所谓善后事宜，包括对晋军和西北军的编遣，重新分配军队防地，以及阎、冯出洋等等，矛盾颇多，多次讨论，议决不下。军队编遣需大量经费，张氏几次电请，均未能解决。“近日晋军及西北军旧部将领，因缩编问题，极为失望，多秘密活动，计图破坏编遣之实施，以达自全之目的”（14）。可见此事之棘手。1931年5月张氏患伤寒病，6月1日入协和医院医治。日人对张氏患病颇为注意。认为，张学良罹病，“结果对于日下的中国时局，波及重大影响”（15）。此后，每隔数日，《盛京时报》必报道张氏的病情变化。这一动向，本应引起张氏及东北军政当局的警觉，但并未注意。病情稍愈，张氏又继续处理“善后事宜”。同年8月27日召开的讨论闫、冯出洋问题的会议，就是在张将军的病室里举行的。可见他的精力被拖入内争的旋涡有多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