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
    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的感觉。对此，我大惑不解。
    我在延安时期就与日后中宣部的有些“阎王”相识。1953年调中宣部工作后，他们都直接领导过我。他们的理论修养、工作经验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在“文革”开始，我怎样也觉察不出中宣部犯了什么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更不可能提供检举、揭发材料。为此，造反派在大门上给我挂上漆黑的大字条幅：“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黑藤上掉下来的烂透了的黑瓜。”对此，我也只能苦笑而已。
    陆定一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5日，我从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来到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部，想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周恩来来电，所有东北军来的同志通通都得回去。于是，前敌政治部把我们这些青年人集中起来，学习红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志讲第一课的，是前敌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然后是前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无锡口音过重，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王明掌权后，他受到贬斥，一直到延安整风。大概是1944年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一次批判王明路线的大会上，我听了陆定一的发言，才知道他早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就与王明一伙作过坚决的斗争。他的发言词锋犀利，很有激情，令人敬佩。
    1947年，延安准备撤退，中央机关撤向华北根据地前，我又一次见到定一同志。那次，我随李卓然、胡绩伟去清凉山，谈党中央走后解放日报社向西北局交接的问题。风云突变，大战将起，看得出定一同志的心情很沉重。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失守后的一件事。当时，彭德怀三战三捷，周恩来在5月初参加安塞真武洞祝捷大会， 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绝不离开陕北后，来到西北局机关所在地安定县白庙岔。我和胡绩伟去见陆定一。他正和周恩来一起吃早饭。周副主席一见面，立刻放下筷子，厉声问道：“三原（陕西一县）战斗，我们打进去又撤出来了，为什么登出西北野战军‘攻克三原’这一消息？”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似乎他把我当作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的负责人了。我说了一句“为鼓舞士气嘛”，周恩来生气了：“你说说，无产阶级新闻和资产阶级新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一时语塞。周恩来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这种根本区别就是真实、真实、真实！”然后，他又讲起战争爆发以来，新华社所登战事新闻都经过反复核实，国民党则完全是说谎、欺骗民众。这时，定一同志大概想让已经多日睡不好觉的周恩来息怒，忙接过话来：“你们要理解周副主席的深意……”定一同志还说了一些话，使我和胡绩伟从紧张、愧疚中缓过神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当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很高兴能在我敬仰的陆定一领导下工作。然而，解放后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讲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 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于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当时，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陆定一也有武断、粗暴的时候。在处理丁玲、陈企霞事件时，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和干部处处长张海受牵连。在三座门礼堂开宣传系统干部大会时，陆定一一上台就说：“李之琏、张海给我滚出去！”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定一同志这样的老革命的心理状态，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说不太清楚。
    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央在毛泽东居住的颐年堂开会时， 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 被采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首次宣布这一方针是党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
    我记得这一段时间，陆定一多次提到苏联科学界独尊米丘林、李森科、巴甫洛夫而排斥西方的摩尔根学派等学阀作风，这种学风在中国也有谬种流传。有一位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老同志深受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影响，排斥倾向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就为此被调动了工作。卫生部有位负责人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不能接受这些轻率抹煞人类以往科学成果的奇谈怪论，指出那些盲从苏联的同志嘴上总爱挂着“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是多么滑稽可笑。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中宣部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
    1956年可以说是陆定一思想大解放的一年。5月26日， 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我觉得这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在报告中，陆定一主张把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同政治区分开来。“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陆定一提出，即使是对那些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学者，也要保障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专长传授给青年的权利。党员要克服宗派主义，在学问上多向党外人士请教。
    两天后，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最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
    遗憾的是，定一同志思想的光芒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很快黯淡下去。一年后的“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毛主席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双百方针”虽然在口头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却从此被束之高阁。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我被打成中宣部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大鲨鱼”。但陆定一对我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他曾在部务会上避重就轻地说，秦川同志主要是读书太少。当我听到这个话时，心里很不平静。因为好几年前，陆定一就想让我到中央党校深造。1958年，他又让我到南方某省去做宣传部长，认为那样更适合我。我没有听话。我下放劳动两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体重降到96斤。有一次回京探亲，在中宣部大院遇到陆定一。他关切地说：“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从此，我就结束了下放劳动，在家待业。1967年，“文革”高潮期间，我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的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我心中十分难过。
    十多年后再见到他，已是1979年，那时我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那天，陆定一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让我去看他。到他家后，先见到陆定一的家人。陆夫人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我脖上，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这大概是指人民日报帮他们递交过申诉材料。稍过了一会儿，陆定一回来，我俩相见，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清楚地记得，陆定一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时，一面端详一面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说：“长大了，长大了。”眼里饱噙着眼泪。这位备受磨难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女情长令人动容。
    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就提出，我们党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刊出前一晚，他打来电话：“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当时定一同志的这种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曾引起最高领导的不满。
    1986年，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举手表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陆定一忽然站起来说：“决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句，我主张去掉前面半句。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了三次意见，但都没给我登简报。”不少中央委员为定一同志的讲话鼓掌。虽然这一建议没有被全会所采纳，但他不寻常的胆识又一次赢得党员、群众的敬重。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这可以说是定一同志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陆定一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除了“大革命”的短暂时期和1956年前后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其他时间不是受迫害就是被埋没。然而，真正的金子是岁月的风尘所遮掩不住的。越是到晚年，他在思想战线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光辉，才越加被全党所认识。
    1992年，陆定一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端详着孩子们送去的各种饺子，忽然感慨地说起了党内存在的腐化现象，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无言以对。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党战争年代靠什么？靠的是投身革命的‘军阀’，他们教我们如何建司令部、作战科、通迅科、后勤部，如何操练、打靶、挖战壕。我们依靠他们、驾驭他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现代化，要靠‘财阀’，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现代企业、开拓市场。我们要学会依靠‘财阀’、驾驭‘财阀’。”一席话，竟是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刻概括。
    陆定一去世前一天，我来到他病房。据他儿子说，他刚刚还在念叨着我的名字。陆定一追悼会上，他女儿说：“爸爸有过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千万不要挂在心上。”我想，定一同志临终前对我当年挨整可能还心怀歉疚。其实，我早已知道，我的“右倾”问题是康生定的案，我怎会责怪定一和其他同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