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意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子意，是1946年在延安。我们去欢迎他和马明方等人从新疆监狱中获救归来。他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情绪非常激动。听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之一。他解放后在中宣部任副部长，分管干部和理论工作，接替张际春。他处事原则性很强，说话很坦率，敢于开展批评。
    1958年，周总理组织中直机关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他和周扬就与我们一道乘坐大卡车前往，收工回来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聊天，晚上同打地铺，摊开一张草席子就呼呼入睡。那时，我们都被编在第四支队，队长是周恩来。秘书长是习仲勋。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卫生部长李德全风趣地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同学会吧。工余时间，张子意很坦然地告诉我们，自己犯过李立三盲动路线的错误，几乎与历次左倾路线都沾过一点边。由此，我们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
    1959年，中宣部组织农村调查。在四川农村，我发现当地干部宁愿老百姓饿肚子也要完成粮食外调指标。村民们只好掏出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东西吃，或者去城里讨饭。有一天张子意陪同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看望我们。李井泉问公社书记，粮食够不够吃，食堂办得怎样。公社书记夸口说没问题。我据实反映，农民手头没有余粮，22个公共食堂中16个已经停火了。李井泉对我的直言似乎很不高兴。张子意在一旁没有说话，第二天派车接我们到成都，一日三餐以酒招待，让我们吃饱了肚子、解了馋。席间，我们争相诉说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形，张子意听后点点头，仍然没有表态。
    庐山会议后，我因如实反映农村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康生在几次会上点了我的名。张子意主持了对我的批判会。1962年，刘少奇提出甄别干部，邓小平主张“一风吹”。在中宣部几个“阎王”出席的会上，张子意宣读了对我的甄别结论，承认1959年对我的斗争过火了，我当场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强调我跑过好几省，各地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太厉害了，我为此说几句真话，何罪之有，岂只是个过火的问题？张子意表示，有不同意见可以写下来。当天下午，我就把申诉材料写好，指责中宣部违反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这自然被视为“翻案风”，我的甄别平反又落空了。
    1964年，中宣部干部处通知我可以自找工作。我本不愿离开中宣部，迫于无奈，也只好自谋出路了。听说新组建了一个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是谷牧，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谷牧当场敲定我去当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后责问谷牧为什么收留我。张子意事后也曾对别人说，秦川的问题主要是康生揪住不放。
    “文革”中，张子意也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有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一进门，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没有等我言语就说：“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我本有些怨气，想把当年的事问个明白，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几天，听说他住院了，病情十分危险，我又赶去看他。他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他说：“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张子意在病榻上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赞扬《人民日报》勇于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是共产党有生命力的表现。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信中的句句话都是一颗共产党人滚烫的心，是一个老党员的临终嘱托啊！
    周扬
    周扬自从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推动根据地的大众文化。但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
    1956年，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时，我与他已经十几年未见面了。他比以前随和了，主动接近人了。有天晚上，他到我宿舍闲谈，问起我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我说是巴尔扎克。他忽然放声笑起来，说：“我喜欢德莱塞。”走进我的卧室，他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完全没有什么架子。我也曾随他去宣武门外走访过几位京剧艺术家。这使我对他的印象好多了，觉得他也是可以亲近的。我虽然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我聊上几句。一次，他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我没有读过唐宋八大家，真不知说什么好。又有一次，他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现在想来，解放后，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错误方针执行得也很坚决，但从《武训传》、《红楼梦》事件以来，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下乡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
    1958年，周扬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期间，一天夜里，在草席铺就的地上，他谈起上海“左联”时期的事。他和夏衍、阳翰笙等在上级组织机关屡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上海文化工作由此突破了“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倾向，取得很大成绩。他还谈到，冯雪峰从陕北苏区回上海后不愿与他们见面等情况。他的彻夜长谈，使我在敬仰之余也深受教益：周扬能在失去党的直接领导时独立思考，勇敢地抛弃左倾思想的束缚，结束了“左联”时期文艺战线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没有相当的才能和胆略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
    据我观察，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真是东倒西歪、左顾右盼。整胡风，开始他并不积极，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究竟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胡风问题出来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由此中央设立了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但陆定一不过问具体事宜，自从毛泽东的批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后，陆定一就把此案推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自称不了解文艺界情况，于是从中宣部调过去一批人，×××担任公安部文化系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罗瑞卿。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周扬确实参与处理了。我列席过文联礼堂的批判大会，听过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在处理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的问题上，周扬的态度更是厉害。
    “文革”结束后，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一次，我去看他，见他刚从冯雪峰处回来，又要匆匆返回冯家。他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他曾多次向“文革”前被整的人一一真诚道歉。但当初在胡风问题上为周扬当智囊和先锋的同志，在“文革”后未见只言片语表示歉意，令人费解。
    过去，周扬的作风有时也可能确实会给人以“阎王”的印象，使一些战友不能接受。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那个“左”的年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但是，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上海、延安、全国解放初期，他都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作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简直是大彻大悟，以他过人的智慧为文艺和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谈到周扬在中宣部的过错，不能不提到康生。1956年“八大”以后，康生参加了中宣部的领导工作。每次部长会议，他都参加，并作长篇讲话。我记得反右派斗争后一次部长会议上，康生总结出一个政治心得，大意是：延安整风引出一个王实味，这次整风又引出右派向党进攻。整风必出右。这是一个规律。又有一次，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沙滩教育楼放映电影《桃花扇》，演到一半，康生一声大喊：“反动！这是一部反动电影，怎么能把投降文人拍成正面人物！”从此，《桃花扇》被禁，“文革”中又遭殃。康生在中宣部欠下的债，似乎很少有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