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磐石
    曾任华北局书记、宣传部部长的张磐石，是富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也是1954年到中宣部来的。他为人率直，胸怀坦诚，作风也平实，没有架子。他主持召开过全国工矿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很有水平。在中宣部工作的侧重点上，他难以适应陆定一的思路。我批评陆定一“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实际上是反映了张磐石的一些观点。他对工作抓得很紧，批评起人来很厉害，我对他也难以适应。
    1958年，在中宣部整风会议上，我批评张磐石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我的发言偏激过火，至今还很歉疚。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会上有人竟把它进一步上纲为“向党伸手”，这就更“左”了。此后，我与他的关系一直不很顺畅。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中宣部以我为重点的批判会中，原以为他会借机狠狠批判我一顿，但他竟然没有墙倒众人推，而是一言不发。“文革”中，他还说了许多保护性的话。
    “文革”前，他就下放京郊。“文革”时也在劫难逃，离开了中宣部。
    胡乔木
    从延安时期到“文革”前，我始终十分尊重胡乔木。1944年中央西北局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乔木来传达刘少奇、任弼时关于兴利除弊、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1946年冬天，陕甘宁边区打算以发行土地债券的办法来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质就是和平土改。我奉命带工作组去富县。在富县塬上，我看见乔木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一个石碑前凝神观看，很为这位毛主席的大秘书能吃得了这样的辛苦而感动。乔木是同康生、陈伯达、田家英一道去陇东研究和平土改问题的。乔木支持这一正确决策。而康生回延安后就作报告，反对和平土改，强调阶级斗争。
    1950年，我还在西北局宣传部时，曾借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乔木请教做好工作的秘诀。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要多做第一把手的工作。此话大有深意，看来是概括了他在党内沉浮中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他做人的准则。对乔木来说，这第一把手当然是指毛泽东了，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53年，是胡乔木把我要到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主要跑中国科学院和卫生部。一天，乔木来电话，告诉我中央要搞原子能研究，准备让钱三强负责。胡乔木提出让科学院给他配吉姆专车和配警卫员，可见他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不同意卫生部否定中医的做法，向乔木汇报，他表示支持，并让科学处的龚育之写一篇文章，阐述中央关于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批评中医是封建医的错误观点。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想让我去看看北京医院的两位特殊病人，一个是康生，一个是林彪。我去请教乔木，乔木说你不能去。看来，他对这两位“政治病号”的城府早已了然于胸。为这事，我至今还感激他。
    苏共中央宣传部代表团来访，乔木对他们的情况介绍，尤其是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非常有兴趣。其实，早在中国省市宣传部长访问苏联前，我们已经实行了，乔木受苏联那一套影响太深了。部里有不少同志反映，乔木对下属过于苛责，甚至有点尖刻，常常当面让你下不了台。记得一次讨论斯大林论述语言问题的文章，乔木指定我发言。我一时说不出什么，他就当众批评我，真有点受不了。应该说在初到中央机关时，乔木对我帮助不少，收益良多。当时，我确实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没有想到，事过几年以后，彼此都失望了。
    徐特立陈伯达
    令人尊敬的徐特立老人也是副部长，主要研究教育问题，住在西郊，我只见到他一次。因为部长会议经常不通知他参加。在一次会上，他站起来气冲冲地批评乔木。我从未见过这位慈祥的老人如此动火。
    陈伯达也是中宣部副部长，主要工作是任毛泽东秘书，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开大一点的会，就请他来讲话。他的讲话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所以就由王惠德同志作他的“翻译”。常在中南海散步时见着他，当时的印象是，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康生、“四人帮”沆瀣一气砸烂了中宣部。又投靠林彪成了罪犯。
    中央宣传部终于被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彻底砸烂了。陆定一等几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有威望的领导人多已谢世，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散落四方。但是，我想一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是不能忽略他们的。他们毕竟为我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创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组织制度，例如重视调查研究，少唱高调、不尚空谈，摆正宣传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区别中央宣传和地方宣传的侧重点，宣传干部经常下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部长、副部长、处长不能随便以个人讲话作指示，等等，都是对党的建设的开拓性贡献。这么一个有威信的、富于生机和活力的领导机关，由于最高领袖的一句风趣的评语，在一夜之间以非组织程序被连锅端，若干负责人当啷入狱。如此惨痛的一幕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每当想起也终难平息胸中的悲愤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