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春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也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早年教过书，参加过湘南起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提名我做主席团成员。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毕竟我是从白区到延安来的同志中最年轻的。解放后我在中宣部宣传处时，他就分管我们处，经常参加处里的会议，不过仍让我主持。每当我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就轻轻地哼一声提请注意，但从来不当场劈头盖脸批评一顿。
    有一次我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文件，被部务会议否决，心里很不舒服。张际春过来对我说：“文件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研究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不过有一段话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县委书记要管宣传工作。”开完会，他又转送我两罐茶叶。在他身边工作，总是让你很舒心、很温暖。
    1955年以后，政治运动升级，文艺界先后出了胡风问题、丁陈问题。张际春主管干部工作，以他在军队中“妈妈同志”的心态和实事求是、严肃审慎的作风处理得比较稳当，能减码时决不加码。比如，在有关丁玲问题的几次会上，他的讲话实事求是，不扣大帽子，不主张开除丁玲党籍。部内清查胡风问题，没有搞大运动。宣传处有位女干事的丈夫是“胡风分子”，以后就见不到此人了。完全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1997年春节，她竟然跑到我家里来拜年。我问她，这几十年你关在什么地方？她说：“关什么，就在中宣部下属单位，谁关我？”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恐怕是张际春等“阎王”的温情主义起了作用。
    党的“八大”前，我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国庆节口号，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不再提“毛主席万岁”，我也就没有加上这个口号。报告呈送上去后，有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看电影时，张际春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小平同志讲了，关于口号问题，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再也没说什么。日后，在清算我的“右倾”错误时，中宣部也没有一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康生恶狠狠地说过“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但张际春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从来没有参与对我的批判。
    张际春很尊重老同志，比如每次到资深的李卓然副部长家里去，一见面总要行个毕恭毕敬的军礼。但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怕得罪人，陆定一曾经想调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张际春主持的部务会议没有通过。他的意见是“共产党员不一定都能当校长”。后来尽管陆定一拍着桌子发了一顿脾气，他仍坚持这个原则。
    “文革”批斗后，他的吉姆车被取消了，只好坐公共汽车上班。但他毕竟没有挤车的经验，被车门夹住，摔断了腿，不久就去世了，听龚育之同志提起，在“五七干校”的“牛棚”中，际春同志还说过一句十分沉痛的话：“我是宁愿割头，不愿流血！”这是千百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坚贞气节。他的儿子在1989年“六四”后去了美国。女儿下乡到了井冈山，至今还留在那里，听说生活很艰难。一代人杰，晚年寂寞，身后黯淡，令人唏嘘不已。
    李卓然
    在中宣部的几位部长中，我跟李卓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从1939年至1949年在西北局宣传部相识，1952年后又在中宣部共事了。他是一个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有谜一样身世的人。作为红军五军团政委，他在长征中做后卫，打过很多硬仗，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然而，自长征结束后就凄然告别了戎马生涯，渐渐被人遗忘。李卓然是西路军政治负责人。西路军接党中央和军委命令西进遭到彻底失败。陈云、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到新疆迎接他们，听取了李卓然的详细汇报，表示理解。李卓然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他不能接受，沉默下来。所以，尽管他资历极深，早在1921年就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少共”，1923年入党；尽管他是军事科班出身，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时与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是同学；但终于不能继续留做军事工作。
    在延安，他先后做过总政宣传部长、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他对人和气，作风民主，从不疾言厉色。1941年在西北局时，他带着我和柯华（解放后曾任驻英大使）两名干事，到宜川县的固临镇做农村调查。仅有的一匹马，起初是李卓然骑，后来柯华闹肚子，就让给了柯华。我们白天与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各色人等谈天说地，晚上就睡在一个土炕上，把衣服翻过来用小扫帚扫虱子。就这样编写出《固临调查》一书，陈云读了书稿非常高兴，而且在稿样出来后亲自为我们查点数字的错误。前些日子，有些年轻人读到这本旧书，大有感慨地说：“毕竟是老布尔什维克，敢于承认土改后农村并非万事大吉。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扶助中农奔小康的问题，村干部素质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你们都及早地看出来了。”这是指李卓然在书中得出的调查结论。
    起初，我们对李卓然并不太了解。他的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但比较随和，经常与我们一起玩乒乓球，甚至一起脱光了衣服在延河里洗澡。一次，延河发大水，我起早在河边拣了一盆小鱼。他上班后找不到我，发了很大的火，同志们都为我担心。我把鱼盆端到他窑洞前，斗胆建议：“油煎了，很好吃。”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真拿你没办法，弄点油煎吧。”这就是他的风格，特别喜欢年轻人，处处爱护年轻人。有一次我为西北局党刊《团结》做校对，粗心到李卓然文章的署名排成了“卑然”也没有察觉。他发现后站在山头上呼叫：“秦川在哪里，真是乱弹琴！”当我跑上去站在他面前时，他指着刊物气得说话都不连贯了：“你看看，卓然，卑然，你看……”但也没有因此给我什么处分。在康生一手操纵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整死人的单位不在少数。他领导的西北局宣传部，白区来的大学生、地下党多达几十人，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挨整。直到解放后我因“右倾”问题被批判时，他也没有上纲上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秦川这个人是一贯的调皮。”
    在延安时，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曾经在一座小山包上与他进行过动情的辩论。他只是冷静地问我一句：“假如敌人来进攻这座山头，你知道怎么布兵吗？”现在想来，当时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也不会平静。宣传部的工作并不紧张，也就是起草文件、下厂下乡讲话一类琐事。劝我安心后方工作的他，想来会不会也常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慨叹呢？
    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才多少知道一点李卓然那惊涛骇浪般的过去。西路军包括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主力，曾经有2.1万人之众，是红军中的“正规军”， 最后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三百余人。说起这段历史，他的态度十分沉痛，似乎又有些委屈。1939年，他写下《十五年与一年》的个人总结，认为自己入党16年，有15年是执行正确路线的，西征那1年算是犯了错误。在整风中， 人们也没有怎么与他过不去。
    1949年北平和谈，周恩来指名让他参加。后来，他去了东北，任东北局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区副主席，解放后，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八几年时，近九十高龄的他孤身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我告诉了胡启立，第二天胡启立就带着一束鲜花去看望他，跟着习仲勋、宋平等人也去了。他拉着习仲勋的手不放，说：“别走，再说一会儿。”1993年临终前，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还耿耿于怀，说：“毛主席当时一直没有告诉我要跟他北上。这个情况，陈云同志来新疆接我时，我说过。回延安后，也曾经与少奇同志睡在一个窑洞里谈过一个通宵。”
    去年，在一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电视片中，有关遵义会议那一段，终于播出了李卓然的画像，还有他拥护毛泽东的简短发言。这位曾经饱蘸青春的热血书写历史的红军将领，终于在去世三年后得到了他生前未能盼来的历史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