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命何键继任省主席，同时命夏威、叶琪率军进入长沙，赶走鲁涤平。这个事件，就是武汉事变[1]。武汉事变在国民党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和政治格局的极大变动。对此，学术界却没有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本文试图从研究武汉事变对桂系的影响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一
    武汉事变是蒋介石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为首的桂系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使蒋桂矛盾公开化，蒋桂战争爆发。这对蒋桂关系的演变、蒋桂力量的发展转换、国民党政治秩序的走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蒋桂矛盾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斗争的重中之重。早在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时，蒋介石为遏制桂系势力，不顾桂系保留广西两个军的编制和两广统一财政的要求，只允许桂军编为一个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并不同意两广财政统一，而让广西财政自收自支。因广西地脊民贫，在北伐中，自备粮饷的第七军待遇要比其他北伐军低得多。这使桂系对蒋介石心怀不满[2]。 北伐开始后，桂系的政治野心随着军事实力的膨胀而迅速膨胀，与独裁专断、排斥异已的蒋介石的矛盾自然日益加深。后来，桂系利用蒋、汪（汪精卫）矛盾，联络西山会议派，逼蒋下野，操纵了南京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桂系必欲去之而后快。不过，此时的蒋桂矛盾还只是一股暗流，双方的暗斗还没有发展为明争，而且双方还有在反共和打倒北洋军阀等问题上的联合和一致。北方底定后，桂系实力更加壮大，控制着从平、津经武汉到广西的广大地区，蒋介石寝食难安。于是，他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秘密运送军火，企图在桂系防线的中央打入一个楔子。此举直接引发了武汉事变，也使蒋桂矛盾发展为“双方在情感和行动上的决裂”[3]。
    1929年2月27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 指责武汉政治分会不经请示，擅自任免该地区人员，擅自调动军队入湘，与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的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地方官员和编遣期间军队不得随意调动的规定相违，着令派蔡元培、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调查湘事[4]。3月7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申明“中央为防范计， 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5]。 这显然是蒋介石向桂系下宣战书了。
    武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不在武汉，武汉政治分会为胡宗铎、陶钧等桂系将领控制。李宗仁认为，鲁涤平事件是南京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激成的，是胡宗铎、陶钧等年轻气盛，遇事不细加审度，掉入蒋蓄意布置的圈套的结果[6]。2月25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指出鲁涤平确有种种不法，自当予以惩处，武汉政治分会的紧急处分是万不得已之事，与条例并不抵触。以至武汉政治分会在处理此事不及中央核准，遽令各师执行，不免迹近操切。他愿意接受处分，但仍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武汉政治分会之议决[7]。3月4日， 李宗仁在上海发表谈话，声明他一贯拥蒋，并自我解释说：“此次湘省事变，乃纯为消弭‘赤祸’、出于万不得已之举，亦全属整理内部问题，绝不致牵动大局。”[8]李宗仁想以“内部问题”来缩小事变的影响， 使蒋介石难以借题发挥。
    蒋介石却是不依不饶。他暗中调集大军西上，进逼武汉，并暗中派人在唐山、武汉、长沙、广州等处策反，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9]。在军事行动准备就绪后，蒋介石终于正式摊牌了。3月21日，蒋介石在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10]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令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撤职查办。27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三大”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声称：“无论如何，桂系与本党决不两立，有本党无桂系，有桂系无本党。”据报导，蒋介石报告至此，“全场高呼打倒桂系军阀”[11]。蒋介石和桂系军阀至此完全决裂。而从此以后，“桂系军阀的标签便时时困扰着广西团体，也形成广西与中央之间挥之不去的一层阴影”[12]。
    3月31日，蒋介石发起了对桂系军队的总攻击， 蒋桂终于兵戎相见，拉开了蒋桂第一次战争的序幕。到6月底， 战争以蒋介石的胜利和桂系的失败而结束。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逃往香港和越南。蒋介石乘势控制了湖南、湖北。
    在对桂系的打击中，蒋介石“确已用尽一切手段”[13]。除军事进攻之外，还大搞“去骨”（软禁李宗仁、李济深，拆散粤桂联盟），“挖心”（策动武汉桂军李明瑞等人倒戈）、“搬石头”（立唐生智倒白崇禧）之类的分化收买[14]。面对蒋介石的穷追猛打，李宗仁等饱尝颠沛流离，困苦屈辱之苦。白崇禧在由溏沽搭日轮逃往上海时，蒋介石电令上海方面在白到吴淞口时，即用武力将白逮捕，如遭拒绝，即将船击沉[15]。李宗仁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避居香港，蒋介石竟向香港总督交涉，逼其出境[16]。如此赶尽杀绝使李宗仁、白崇禧在情感上对蒋介石的反感到达极点。因此，李、白对蒋决不会善罢甘休。1929年9月，李、 白、黄重新夺取了广西权力后，即于11月发动了第二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爆发后，桂系倾巢出兵湖南，配合冯玉祥、阎锡山中原作战。虽因作战不利，被迫退回广西，位蒋桂矛盾并没有消解。1930年12月，白崇禧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也是不会投降的。他们为要争取生存，必须奋斗到底，一息尚存，此志不渝。”[17]此后，蒋桂双方“由直接武力相向的热战，调整成间接政经抗衡的冷战”[18]。1936年桂系和广东陈济棠发动“六一运动”，1949年初桂系再次逼蒋下野，便是新形势下蒋桂矛盾的重新激化和发展，无不可以视为武汉事变的“后遗症”。如此，蒋桂矛盾延续了20多年，剪不断，理还乱，只因武汉事变时已打下一个死结。
    武汉事变不仅使蒋桂矛盾激化，也是国民党军事派系大混战的起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法，不能不使非蒋派感到惊恐。他们在寻求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逢迎[19]。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四大军事派系蒋、桂、冯、阎都参与了厮杀，参战的兵力达百万，死伤达30多万，耗费军费5亿多元， 不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也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控制地方和保卫国家的能力。由于中国内战，张学良带兵入关，“由此埋下了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