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汉事变是桂系力量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蒋介石的分化收买加军事进攻，桂系内部发生了重大分裂，实力大为削弱。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苦心经营，竟使广西局势为之一变。
    新桂系崛起之时，只能依托广州革命政府局促于广西一隅活动。两广统一，特别是北伐以后，桂系实力空前壮大起来。李宗仁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兼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拥有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十八军，胡宗铎的十九军。此外，还可以指挥湖南的何键、鲁涤平的部队，南通两广，北达中原，上溯可进四川，下扼南京、上海。白崇禧又以继续北伐的机会，指挥原唐生智的部队北进，进驻北平、天津至山海关一线，拥兵10万，控制河北部分地盘，成为桂系的北翼。留守广西的黄绍竑、黄旭初也在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与广东的李济深联合，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成为桂系的南翼。桂系成为国民党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影响和操纵着全国政局，极为世人瞩目。 1928年6月1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21]蒋介石对此十分忌恨：“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头，全中国就都在他们手里头了。”[22]
    武汉事变为蒋介石打击消灭桂系提供了口实。蒋介石根据桂系的态势是广东、广西、武汉至平津一条弧形的长蛇阵，从南到北，战线长，兵力分散，既怕被腰斩、更怕首腹同时受击的致命弱点，确定灭桂的策略为先击首，再剖腹，后去尾；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23]。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去骨”、“挖心”、“搬石头”之计。
    首先是“去骨”，即诱骗李济深到南京予以软禁，拆散粤桂联盟，孤立广西。在吴稚晖、胡汉民等人帮助下，此计达到目的。
    其次“搬石头”，即立唐倒白，以斩桂系长蛇阵的头部。武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下令保定行营主任何成浚停发白崇禧部军费，一面派刘文岛到香港找唐生智来南京，委以讨桂军第五路军总指挥，答应打败桂系后，由唐至湘，并面授机宜，让唐携巨款到华北策反。这时，唐部在冀东一带，除叶琪部已调回武汉外，还有李品仙第八军和廖磊第三十六军。这些部队大部分是湖南人，他们原先就认为被桂系改编是一种耻辱，加上收编的时间不长，唐部原有的绝大部分军官仍担旧职；他们北伐燕蓟，情切南归，所以一传唐生智号召，便闻风景从。廖磊、李品仙等通电重归唐统率，拥护中央。桂系的这支军队，一夜之间转入中央军，白崇禧只身幸免。
    再次是“挖心”，即消灭桂系在武汉地区的主力。由于李宗仁为了笼络鄂籍将领，重用胡宗铎和陶钧，对于为第七军立下汗马功劳的桂籍将领李明瑞、李朝芳等师长未加重用，引起李明瑞等人的不满，加之胡、陶对第七军的军饷时有拖欠，所以，李明瑞等师长曾向军长夏威提出要向胡、陶算帐[24]。对此，蒋介石早有所悉，曾派他的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策反。李表示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蒋介石即派杨永泰赴香港策反因未提升而对桂系不满正避居香港的俞作柏。俞便到南京见蒋，蒋许以事成后任命其为广西省主席。旋即任俞为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给俞大笔款项，并派副官郑介民同赴武汉，对李明瑞进行策反。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25]。蒋桂战争爆发后，李、杨于阵前倒戈，使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武汉。4月15日，胡宗铎、陶钧、 夏威等桂系主将通电下野，其所属部队接受改编。这样，桂系在湖北地区的势力为蒋所有，李宗仁统率的第四集团军冰消云散。
    5月，蒋介石由湘、粤、滇三路围攻桂系老巢广西。 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派白崇禧、黄绍竑率部分兵两路向广东出击，未果，退回广西。李明瑞、杨腾辉部队从武汉东下经广东回梧州，并迅速向桂平，南宁进逼。李、白、黄逃往香港，残部被李、杨收编。至此，桂系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政治野心亦受到极大的抑制。后来李、白、黄虽然夺回了广西的权力，但桂系退为只能在广西一省活动的地方派别，再也无力与蒋介石争雄了。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在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桂系领导人也发生了分化。黄绍竑对局面极感消极，脱离团体，投靠中央。1929年4月蒋桂战争激战正酣时，蒋介石即以“两广编遣区副主任”为诱饵，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6]。黄不为所动，第二次蒋桂战争时，黄绍竑一方面不同意李、白放弃广西、倾巢北上的决策，另一方面因指挥不当而使几次战役失败，引起白崇禧等人的严厉批评，自己“危疚良深”，于是萌生退志，决定退出桂系。1930年8月21日， 黄绍竑在桂林发出“马电”，自动辞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并另电蒋介石呼吁：和平息事[27]。黄绍竑正式退出桂系领导层。
    黄绍竑的退出对桂系震动极大。李宗仁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军心，于1930年9月1日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定名为“革命同志会”，后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是“凌驾于党、政、军之上的秘密领导核心组织”[28]。它规定所有入会会员，必须一律向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崇禧宣誓效忠[29]。这虽不免带有封建帮会因素，但对桂系渡过危机，挫败蒋介石的分化离间起了重要作用。桂系领导人也完成了转变，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李白黄体制”。可以说，正是武汉事变后的一系列失败和分化，导致桂系的内部整顿和复兴。
    与此同时，桂系制定了《广西建设纲领》，有计划地进行广西地方建设。经过几年努力，广西“环境为之一变”，“社会经济状态，骀已完全改观”[30]，由贫瘠之区一跃而为全国著名的“模范省”。而桂系地方建设的有计划实施，也是武汉事变后“蒋桂矛盾的产物”[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