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武汉事变结束了广东、广西两省长期的合作关系，粤桂由联盟转为对立，桂系处境一度相当孤立。武汉事变前，李济深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之职，控制广东、广西，黄绍竑则以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留守广西，与李宗仁遥相呼应。由于李济深是桂系的“扶植者”，被桂系视为“恩人和朋友”[32]，所以粤桂之间在国民革命以后一直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蒋介石甚至认为李济深是桂系的首领[33]，一心想拆散粤桂联盟。武汉事变刚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契机。
    武汉事变发生后，李宗仁将情况急电告知李济深，征询李的意见。李济深复电，要李宗仁严格约束部下，制止事态的发展，并“应向中央自请处分”[34]。2月27日，蒋介石命李济深与蔡元培等调查湘事， 意在诱李来京。李济深到上海后，李宗仁劝他不去南京。但蒋介石派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位国民党元老前来劝驾，并以“人格担保”李济深的安全。3月12日，李济深亲赴南京，调停蒋桂冲突。 不料3月21日蒋介石即将李济深扣留，软禁于汤山。
    李济深被扣，不仅使蒋桂之间失去一个缓冲人物，也使广东局势和粤桂关系发生剧变。蒋介石以广东编遣区编遣派员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官位收买李济深的部下、第四军总指挥陈济棠，要他从南京速回广东，带领粤军将领服从中央。在陈济棠的积极活动下，3月30日， 陈济棠、陈铭枢、陈策等粤军将领联名发表了对时局通电，称“中央因武汉分会破坏统一、违抗命令，不得已而用兵，仅为局部问题。爱党爱国者，应尽力避免祸之延长扩大”。通电还宣称：“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使。粤省之财，皆粤人膏血，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浪掷牺牲。其有谋不利我粤，而牵入战争漩涡者，则粤人公敌。”[35]这份通电的发表，表明陈济棠等人已与蒋介石站在一边，公开反对桂系和用武力营救李济深。31日，陈济棠命令在粤省的桂军必须于24小时之内离开省境。黄绍竑亦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粤方行为。会后通电声明，粤桂两省各行其是，“盼勿相干”[36]。粤桂从此分家。
    在蒋介石的挑动下，粤桂反目成仇。蒋介石命陈济棠部从肇庆而进，进攻广西，粤军成为“反广西护党救国运动的主角”[37]。在此情况下，桂系决定全力进攻广州，希望以军事上的胜利，来转变政治上的逆境。但白崇禧、黄绍竑的两路进攻均损失惨重，被迫退回广西。1929年李、白、黄重回广西不久，联合张发奎部再次攻粤，被粤军各个击破。中原大战后，桂系发兵北上，粤军除与滇军进攻广西外，还偷袭衡阳，切断桂军供给线。粤桂军在衡阳展开激战，桂军损兵折将，再次退回广西。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粤桂对立，把桂系孤立了起来。
    粤桂交恶对粤桂两系及国民党政局影响极大。武汉事变前，粤桂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对中央保持着一种半独立状态。粤桂对立后，广东混乱，广西残破。广东固然要仰承蒋介石的鼻息，桂系也因屡次对粤战事失败而极感消极。黄绍竑正是在对粤北流之战失败之后才决定退出桂系[38]。在“国民党内只剩下半个残破的广西继续进行反蒋斗争”的形势下[39]，桂系开始了与日本的勾结[40]。而蒋介石因为有粤军牵制桂军，才可以集中兵力，一举打败冯、阎两大集团，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确立了一家独霸天下的政治格局。
    1931年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两广终于再次合作。回顾这段历程，白崇禧痛定思痛：“民国以来，两广合作则互相有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今后我们的主张，要团结西南来救国，要团结全国来救国，但团结西南，先要从团结两广做起。”[41]粤桂又开始了长时期的合作关系。
    由上可知，武汉事变对桂系和国民党政治格局影响极大。武汉事变是桂系由全国性的政治军事力量退为地区性的力量的转折点，也开始了国民党军事派系争雄混战的政治格局。白崇禧称武汉事变后蒋桂分裂是“北伐后最不幸的一件事”[42]，因为在国民党内战之时，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日本亦乘机开始进攻中国。另外，武汉事变对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政治风气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限于篇幅只有另当别论了。
    注释：
    [1]武汉政治分会罢免鲁涤平职务，时人亦称为“鲁案”。 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等皆称之为“武汉事变”。或曰：湘案是武汉事变的前奏。
    [2][32]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 《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
    [3][13][18]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3、145页。
    [4]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2日要闻。
    [5]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7日要闻。
    [5][15][16][20]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401、405、413页。
    [7]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26日要闻。
    [8]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3月5日要闻。
    [9][23]赖刚《蒋介石利用俞、李倒桂我闻》， 《广西文史资料》，第10辑。
    [10]《湘局破裂后之大波澜》，《国闻周报》卷6，第12期。
    [11]《申报》1929年3月28日要闻。
    [13][37][4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下册，1989年版，第940、937、945页。
    [14][40]邹孟贤、陈建林、田子渝，《中国近代军阀简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284页。
    [17][21][22][24][25][26][27][29][38][39]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5、13、18、36、62、31、40页。
    [19]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272页。
    [28]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30]徐铸成《旧闻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31]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341页。
    [33]李达潮《李济深被囚与陈济棠崛起》，《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
    [34]姜平、罗克祥《李济深传》，档案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22页。
    [35][3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6， 第13期。
    [41]白崇禧《连排长的责任》，《军事月刊》创刊号，193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