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从左派国民党运动向苏维埃运动转变的总方针问题
    两个历史决议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表述是有变化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武装起义的方针”。两种表述并无矛盾之处。只要将中共中央1927年7-9月的决策变化综合起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了。
    （一）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暴动的决定在八七会议前就已确定，暴动的范围是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湘鄂赣粤四省。早在1927年7 月20日，中共中央就已提出：“土地革命必须有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以消灭“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17〕。这种农民运动总策略一反陈独秀右倾妥协政策，初步提出了武装暴动的设想，明确了以武装暴动推动土地革命的原则。7月24 日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各级党部“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18〕，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时秋收暴动的时间和范围已基本确定。7月25 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南昌起义计划。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并初战告捷。在此情况下，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通知各有关省委”〔19〕执行。该大纲第一句话便告知八七会议上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在8月3日前就已决定并起草好了，秋收暴动大纲是依据农民斗争议决案制订的。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确定秋收武装暴动应在7月25日以前，而8月1 日南昌起义正式拉开了武装暴动的序幕。7月24日和8月3 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暴动的文件表明，此时武装暴动纲要已经形成。中共中央在8月9日致湘省委信中指出：“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反动统治”〔20〕。范围是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湘鄂赣粤四省，其目的是解决国共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七会议总方针确实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但其确定的时间是在会议前，暴动有范围是四省。
    （二）中共中央在1927年7月至9月中旬，没有笼统提出反对国民党，而是明确指出只反对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并继续与国民党左派（下层）合作，以挽救国民党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1927 年7月上旬，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反共意图已十分明显之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21〕据此，中共中央7月13 日发表了《对政局宣言》，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是“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22〕随后，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又重申：“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23〕这清楚表明，八七会议时中共中央并没提出反对国民党的口号，而是主张继续和广大国民党下层群众党员联合，反对伪国民党中央政府。这种联合和反对大致可分为三步：首先，“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的旗号以自文饰”〔24〕，“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25〕，“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了”〔26〕。其次，“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27〕，“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28〕。“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部”，而且应当指导“工农群众团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29〕。再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30〕。正因为如此，南昌起义和四省秋收起义大纲中均没提出反对国民党和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新的国共合作虽是党内合作，但却是只与国民党下层党员合作。另外“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共产党）要占多数”〔31〕，以“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32〕。
    （三）1927年9月至11月，随着形势的变化，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退出和反对国民党的口号。1927年7至9月中旬，在共产国际7 月指示影响下，在八七会议决断下，中共中央实行的是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下层左派党员继续合作，以武装暴动推动土地革命的展开，反抗国民党中央背叛国民革命的行动。然而，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消极态度和随之而来的宁汉合流的事实，使中共中央改变了政策。9月19 日政治局会议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红旗开展苏维埃运动。决议案指出：“最近几个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运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失了。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只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决议案明确提出“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33〕。这个决议在实际上已表明了中共退出国民党和反对国民党的决心。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中首次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及其政府”〔34〕与“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自己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35〕。11月9日，中共中央最终明确提出了“退出国民党”〔36〕 的口号。至此，中共中央完成了大革命失败后从左派国民党运动向苏维埃运动的转变，从而也完成了从利用国民党的旗帜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向打出共产党的红旗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转变。这一策略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八七会议提出反对的对象，是国民党中央政府而不是整个国民党。九·一九会议提出反对的对象才是整体意义上的国民党。
    四、几点结论
    （一）八七会议本身虽没提出总方针这一概括，史学工作者依据中共中央两个历史决议进行不同的表述是可以的。中共中央对总方针的表述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两个历史决议对总方针的不同表述。
    （二）总方针本身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土地革命问题，一是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问题。两个决议对总方针中土地革命问题的表述是一致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要强调八七会议确定了以实施武装暴动推动土地革命，但由于国民党反对和陈独秀的右倾让步政策所致，实际上并没准备立刻实施。这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实施的是左派国民党运动，即在共产党实际领导下，继续与国民党左派（下层党员）合作，并以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开展武装暴动以推动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权背叛国民革命。
    （三）总方针中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问题，两个历史决议虽然表述不同，但并无矛盾。笔者认为只要将中共六大决议和两个历史决议中对八七会议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强调八七会议确定的是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央政权，而不是武装反对整个国民党。武装反对整个意义上的国民党，并打出红旗，完全以中共名义进行苏维埃运动，应是九·一九会议的产物。如果在这种层次上阐述总方针中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屠杀政策的内涵，就不会产生与历史决议本意不符的阐述和理解了。
    注释：
    〔1〕见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记录。
    〔2〕〔8〕〔9〕〔10〕〔12〕〔14〕〔16〕〔17〕〔18〕〔19 〕〔20〕〔22〕〔23〕〔24〕〔25〕〔26〕〔27〕〔28〕〔29〕〔30〕〔31〕〔32〕《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 -154页，第18页，第28页，第119页，第85页，第39页，第163页， 第87页，第92页，第185页，第112页，第80-82页，第28页，第82页，第71页，第100页，第91页，第99页，第133页，第132页，第71页，第134页。
    〔3〕〔5〕《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4〕《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367页。
    〔6〕〔7〕〔2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年），第78页，第276-281页，第339页。
    〔11〕见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参见中共中央1927年8月9日致湖南省委信。
    〔15〕见湖南省委1927年8月20日致中共中央信。
    〔33〕〔34〕〔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69-370 页，第380-385页，第378页。
    〔36〕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 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