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后金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下沈阳、辽阳，占领辽河以东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不久又向辽河以西的广宁一带扩展。努尔哈赤当即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将后金的都城由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迁往辽阳，后又迁至沈阳。同时，女真族成员也从世代居住地，移往辽沈地区。“克定辽沈”，“得盛京而定王业”（注：《乾隆御制文三集》卷九《开国方略序》。）。这标志着后金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是天命后期（天命六年至十一年，公元1621-1626年）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
    早在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大败明军，明朝在与后金的军事较量中，从此由攻势转为守势。而后金进入明朝经营达两个多世纪的辽沈地区后，除去在军事实力上继续保持不可遏制的增长之势外，它所控制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都有若干倍增长。换言之，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以后，由于后金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力的大幅度增强，一个即将控制中国东北全境广大地区，并还在继续发展的地方政权，已经出现在明朝首都北京近旁，对之形成重大威胁，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正是在此有利情况下，后金明确表示出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意图。如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四月十七日，后金统治者“致书”辽东汉人：“尔辽东人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等无趣之念。……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乃自古以来循环之例矣。……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指女真人）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注：《满文老档》上册，第 377-378页；又参见第370页。）足见，在他们看来，无论女真族（满族）或汉族，都可统治中原，囊括天下，此乃天经地义之事。
    另一方面，后金进入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已高度发展的汉族聚居区后，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汉族愈来愈大的影响，女真（满族）社会因之加速了由奴隶制后期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
    然而，由于后金统治者对汉人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招致汉人普遍反抗与逃亡。对此，努尔哈赤却采取更为错误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注：《清太宗实录》卷六四，崇德八年正月辛酉。）方针，激起汉人更大规模的反抗，致使天命后期，后金的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物资匮乏，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后金统治遇到严峻挑战。与之同时，后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指出：“我国内之盗贼已起，谁之牛录因偷盗而治罪者多，谁之牛录无因偷盗而治罪者，著查档案”，“五日后查完上奏”（注：《满文老档》上册，第623-624、631页。）。 表明隶属于八旗的广大奴隶因不堪忍受残酷剥削，众多诸申（女真族内部的自由民）亦因困于繁重的兵役、劳役，相继展开反抗斗争。同年五月，“时因粮荒，（后金）逃叛者纷纷作乱”（注：《满文老档》上册， 第631页。）。
    不仅如此，使努尔哈赤备感棘手的问题，还来自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八旗制度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表明，随着各旗实力的不断增强，八旗分权倾向开始显现，逐步对天命汗权形成一定压力。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所面临的全新局势及错综复杂、日益尖锐的内外矛盾，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措施，进一步集中、加强汗权，以便解决或缓和上述矛盾，巩固自身统治，为后金能够获得更大发展，扫除障碍。这成为天命后期后金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
    努尔哈赤加强汗权的举措，括及以下各个方面。
    首先，借助天命观，系统阐述他的绝对权威，并强调父家长制绝对专权的合法性，以保证后金统治集团成员在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正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说：“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汗以天为父”，“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奴以主为父”。汗顺天意。诸贝勒大臣“受汗之恩”，应顺汗意，否则将被褫职、削爵。民违贝勒大臣之法度，奴违主意，“而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将灾祸及身，“刑戮相随也”。“汗与贝勒乃天所授”，应修道行善，以副天意，否则基业废矣。“大臣乃汗之所授”，应竭尽忠勤，“否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注：《满文老档》上册，第 404-405页。）。
    其次，按照以往女真人传统，“汗与诸贝勒大臣，日必聚议国民劳逸之事，军旅得失之计”（注：《满文老档》上册，第171页。）， “凡有所谋，必与执政诸贝勒大臣共议”（注：《清太宗实录》卷七，天聪四年六月乙卯；《清世祖实录》卷八九，顺治十二年二月壬戌。）。这是对努尔哈赤父家长制绝对专权统治的必要辅助。 天命七年（公元1621年）三月宣布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后，由八王为代表的努尔哈赤家族成员聚议、共治国政，严重削弱了上述传统。八王向努尔哈赤面奏或书面奏报其审议、决定之事，成为对努尔哈赤专权的更重要的辅助形式。汗与诸贝勒大臣共议国事这一女真族传统的逐渐被淡化，也就意味着汗权的进一步集中与加强（注：参见《满文老档》上册，第467、558、571、635页。）。
    还须指出，努尔哈赤只是将一些相对较为次要事务，交与八和硕贝勒办理，以减轻己之重负，因他毕竟已年过花甲，精力渐衰。其实，早在天命初年，努尔哈赤即让四位年长子侄，即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掌理机务（见下文）。尽管如此，努尔哈赤并不感到轻松。正如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九月诸贝勒所言：“为汗者，事务多矣，一切国政要事，尚且操劳不暇。”（注：《满文老档》上册，第559页。）可见，努尔哈赤勤政如初，对军国大事无不亲自处理， 实行绝对专权。下述事例表明，他在后金依然拥有至高无上权威，无人可与抗衡。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二十四日，为八和硕贝勒对于“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的汉人判刑过轻，“不灭其族”，反而“杖释”，“与我诸申同等看待”一事努尔哈赤大发雷霆，痛斥八和硕贝勒：“我殊为尔等忧虑，当唾尔等之面耳。”“尔等之审断，无从迂回，竟似牛骡一般矣。”（注：《满文老档》上册，第492页。）已如前述， 由于努尔哈赤推行极端错误的“诛戮汉人”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对后金统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八和硕贝勒的上述举措显示，他们对于这一方针显然有所保留，从而透露出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新、老两代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分歧。可是，在努尔哈赤的绝对统治下，诸贝勒只有被迫遵行父汗旨令，服从父汗的意志，别无选择。
    其三，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进一步加强对诸贝勒的考察与监督力度。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二月汗谕，“于八和硕贝勒，设八大臣副之，以观察诸贝勒之心”。“如知其非，即责之，如不受责，则告于汗”；并“为每旗贝勒设四大臣”，向诸贝勒宣讲历代兴衰历史，有“知贝勒之过恶而不言者”，“论死”。（注：《满文老档》上册，第411-413页。）进一步加紧对八和硕贝勒的控制，表明努尔哈赤于八旗分权倾向已颇有察觉。
    其四，为适应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处理日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等事务的需要，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六月起，努尔哈赤在八旗所属各个衙门之外，另委派八旗官员，专门负责有关审案、办理库粮、分拨田舍等方面事宜，并逐步形成5个行政部门， 直接听命于他。这些行政部门虽然尚处于雏形阶段，却成为天聪年间皇太极设立六部的前奏。（注：《满文老档》，上册，第382-383、436-437页；参见李洵、薛虹主编《清代全史》第1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7页。）此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努尔哈赤加强汗权的意图。
    天命后期，后金汗国既获得重大发展，又由于政策上的诸多失误，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后金统治者经受了严峻考验。自然，这终究是后金在不断壮大、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与同一时期明朝千疮百孔，难以救药的窘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八王共治制出台之际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背景，这一新的制度，恰是努尔哈赤为扭转当时后金局势而采取的诸多对策中，十分关键的组成部分。
    努尔哈赤大力集中、加强汗权与八王共治制的出台及部分实施，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显然，只有进一步集中、加强汗权，在汗权十分稳固的前提下，努尔哈赤才能放手进行政权建设的大胆尝试，宣布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从表面上看，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提高了八和硕贝勒的权力，但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则是通过使八王互相监督、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分权倾向，有利于汗权的加强与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