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专注于以往的事情。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为民族生死存亡而斗争的年代,历史学家往往负有特殊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发现和认识民族的文化特点,在历史上的位置,以及和其它民族的关系。他们不仅要帮助本国人民建立民族自信心,还要不断地批判民族自大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古代史的专家们,在独立以后的年代中建立了出色的学术成就。 独立以前的史学遗产 1947年的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对历史学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印度的近代史学是欧洲的东方学家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创立的。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应运而生。这些学派都曾对印度史学作出贡献。 十九世纪的东方学家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确定吠陀梵文为印欧语系的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他们把这种语言关系推广到血缘关系和人种学。这样一来,既然欧洲和印度的居民有共同的祖先,那么,用吠陀文学不仅能追溯古代印度的历史,而且也能追溯欧洲古代民族的历史。十九世纪的欧洲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动。被这些变动所震惊的东方学者一方面不承认欧洲文明本身有任何缺陷,另一方面对正在发生的变动感到困惑不解和不满。他们以为印度社会一成不变地保留了质朴的古印欧文明,企图从中找到他们的乌托邦。于是他们难免要美化印度社会。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就是“雅利安人种说”。这个理论的根据是,在《梨俱吠陀》中曾提到“雅利安人”和“达萨”在体格上不同。雅利安人肤色浅,达萨的肤色深。同时,在理论上代表种性的一词“萨尔那”又含有颜色的意思。于是这些东方学家以种族的观点解释种姓的分化,认为雅利安人产生了三个较高级的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而被征服的达萨,据说是现居住在南方的泰米尔人,则成为第四种姓--首陀罗。在这些东方学家看来,印度的雅利安人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既然印度的雅利安人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和高级欧洲人有关系,他们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土生土长的低级种性。雅利安人种理论在迎合欧洲文明至上主义的同时,为南亚次大陆的种姓制度增添了新的理论武器。 十九世纪的另一派西方历史学家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古代印度社会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印度社会从古到今停滞不前,是落后的(见詹姆斯·米尔:《英属印度历史》。只有英国人才能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改变这种状况。 不管是东方学家还是主张殖民统治的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认为印度历史是停滞的,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社会变化。他们认为,这种不变化的历史脱离了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主流。为了说明印度历史的特殊性,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的代表性模式,也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根据这个理论,古代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具有神权的绝对专制君主以灌溉系统控制分散的农村公社。社会财富集中在宫廷。整个社会没有或很少有进行物资交换的城市和商业系统(魏特夫:1957)。 二十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唤起另一代历史学家。印度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寻找印度民族的渊源。他们接受了雅利安人种的理论,用来证实他们和西方统治者在人种上的平等。同时他们赞美古代印度贤哲的精神生活,贬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们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族自觉,加强了反民族主义的斗争(例如贾雅斯瓦尔、慕克吉、拉伊乔杜里、马宗达等)。但是,由于他们以印度教的宗教传统为理想,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大印度教主义。 独立后史学家面临的任务和问题 新印度是在印巴分治的阵痛中诞生的。印巴分治的惨痛记忆和新印度的艰难处境不得不使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思考他们为争取民族尊严和国家完整所肩负的任务。然而,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这样认识他们对民族的责任。那些保守的和反动的历史学家继承和发扬前辈史学界留下的错误论点,继续发展带有教派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其中最有势力的是大印度教主义者。他们继承民族主义历史学的衣钵,人多势众,在语言学等基础研究手段方面造诣较高,至今仍有极大影响。例如马宗达主编的多卷本《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史料详细、内容广泛,是当代一部最主要的通史。然而书中处处表现出以不客观的态度美化印度教文化和政体的倾向。雅利安人种理论不仅进一步加深了一般印度教徒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对其它宗教的信奉者的歧视,而且神化种姓制度,加剧了社会矛盾,由于这些学者在史学界有强大的势力,连史学本身的发展也受到严重阻碍。例如,南方的史学界在独立之前完全由几个重要的婆罗门家族垄断,诸如阿亚尔、阿扬加尔、拉奥、以及爱斯特里。他们用雅利安人种理论证明婆罗门统治的正确和理所当然(塞塔尔:1982)。独立以后,婆罗门家族垄断史学界的情况逐渐有所改变,但新一代历史学家并没有冲破旧的框框:一些自称低级种性“首陀罗”代表的历史学家继承雅利安人种说提出: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为南方低级种姓的祖先,印度河文明是泰米尔人创造的,泰米尔文明比从北方来的雅利安入侵者更为古老和文明。这种大泰米尔主义并不能推动史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