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考虑进步知识分子民主思想发生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普遍重新认识、理解民主含义，即知识分子的民主观普遍发生变化这一重要事实。〔11〕
    大体上说，民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对于多数对它感兴趣的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即它表示一种与君主制不同的国家形态。但战后，在很多知识分子那里，它开始由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发展为包含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社会等诸多内容和广泛意义的概念，因而有了“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学的”……诸种民主之说，出现了用“庶民主义”、“平民主义”、“民治主义”、“民本主义”或“德谟克拉西”音译法等多种名词翻译Democracy 的现象。在人们新的认识中，自由、平等、互助成了民主的基本原则或基本要素；社会的民主被认为是社会实现普遍的平等；经济的民主被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代议制度受到多数人的怀疑和批判；要求普遍选举、国民大会、直接民权、平民自治的呼声竞相而起；民主被更多地同平民大众的权利联系起来。民主观念的这一显著变化，推动了社会义义思潮的蓬勃兴起，自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
    从早期共产主义者个人思想发展的轨迹考察，也能看出其与社会思潮演变相一致的趋势。李大钊几乎在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同时，提出了对民主的新的理解：“是语也，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此“平权主义”之所以被视为民主“最近”的代名词，是因为“奥国之革命运动”、“同盟罢工”、俄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英国殖民地为提高其对于宗主国的地位，及英国国内工人、妇女为提高政治、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都是民主的运动；19世纪生活上的一切现象，包括美术、文学、习俗乃至服饰都带有民主色彩。〔12〕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既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且进一步把民主解释为“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过程”，而社会主义只是民主中的“一个进程”〔13〕。正是在这以后，他以河上肇于1919年1 月发表在日文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创刊号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 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4〕。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先后提出过“国民直接行动”的国民制宪主张、“由多数的平民”“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的“平民征服政府”主张；“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的直接民权主张；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和把德谟克拉西分成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学的，即认定它是“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的认识〔15〕等等。毛泽东在创办《湘江评论》时，一度把民主看作是“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16〕。谭平山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也经历了对民主认识的变化。他先是把民主看作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内多种内容的，有着诸多方面的表现的，能够解决“人类如何而后可以生存”这一重大问题的“主义”，继而又认定：“现代民治主义”的特质或精神是“以反对资本的托辣斯做出发点，故以劳动中心主义做中坚，而要求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解放，”“非把资本的托辣斯昔日所掠夺的、所盘据的、所霸占的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一切人间生活的领域，尽行解除之摆脱之不可”。〔17〕
    显而易见，在这些认识中已经含有了明确的“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的内容。应当说，这种新的民主观的形式，也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面，如在谭平山《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就引用了《资本论》的观点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来说明“经济的‘德谟克拉西’”与“社会的‘德谟克拉西’”之间的联系。〔18〕但是，从社会思潮和个人思想两个层次观察，这种对民主的认识主要的是来自泛民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却非马克思主义的外来思想的影响。进步知识分子产生这种认识之时（在各人那里时间不同），他们的思想还处在庞杂朦胧状态，还没有确定马克思主义方向，同时也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理解民主的含义。因此，不能说是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赋予了民主新的意义，而应当说是社会思潮的变化引起人们民主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为先进分子展现出平民民主或大众民主的方向，促进了他们进一步去探索和接受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