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元代寺观免除差发赋税的蒙汉文圣旨碑刻，八思巴字蒙古语Tam-qa一词，原义为“印”，相对的汉译为“商税”，研究者或以为费解。案蒙古印章制度乃源于畏兀（古代的维吾尔族）。Tam-qa一词，《至元译语》音译为“探合”，系出于突厥一畏兀语。蒙古税收制度源于汉制。税粮归仓，故蒙古语中借用汉语“仓”字以称谓粮税。商税需有契本关防用印，遂借用探合一词以称谓商税。所以，蒙汉文圣旨碑中，八思巴字蒙古语“仓、探合”，汉文中则译为“税粮、商税”或“地税、商税”。探合一词原为各种印章的泛称，用称商税则应指此种“关防课税条印”。宁元务条印的出土，为此提供了实证。
    明初沿用元代条印旧制，又称条记。尔后应用渐广，遂将此种长形关防条印泛称为“关防”。《大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钞关条记：“隆庆二年，令北新、淮安、扬州、许墅、九江、临清、河西务各钞关主事各铸给关防。”钞关系明宣德间新设，收取船钞。钞关主事“铸给关防”，是已将关防一词用为关防条印的专名。同书卷七十九礼部印信制度条载，将军、五军都督府、六部以下至地方官员印信，用不同尺寸的方印，但“各州县儒学、仓库、驿递、闸坝、批验所、抽分行、竹木局、河泊所、织染局、税课司、阴阳学、医学、僧道司俱未入流。铜条记，阔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大明会典》礼部所记，乃明万历时制度。元代用为关防课税的铜条印，这时已扩大到课税以外的所谓“未入流”，因而不能颁发方形印信的其他机构。同书同条又记：“总制、总督、巡抚等项并镇守及凡公差官，铜关防，直钮，阔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九叠篆文。”明代总制督抚等官原非常设官职，而是属于所谓“公差官”，所以也不能颁发方形印信而给予长形的铜关防。关防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清承明制，长形关防应用更广，具见光绪朝《大清会典》礼部，不备引。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朝印制说：“本朝印记，凡为祖宗朝额设者俱方印，而未入流者则用条记。其后因事添设，则赐关防治事，即督抚大臣及总镇大帅亦然，俱带印绶，则谓之印亦可。”随后记述了一个故事：嘉定一县令见巡检申文，用钦降方印于年月上，大怒，批曰：“何物卑官，辄敢藐视上台，私用方关防，法当重究”。沈德符评论说：“凡关防未有方者，此等学问见识，不特可恨，亦可哀哉。”沈氏讥讽县令不知方形印信与长形关防之别，但似亦未知关防条印之制源于前朝。明季文人于元朝制度多不甚了了，因而往往将沿袭前朝之旧制误认为创于本朝。这大概是由于这类“学问”多不见于史籍，只有考察前朝文献与文物才得了然。
    据上考释，湖南宁远出土的铜质八思巴文印应定名为“元宁远务关防课税条印”。元代铜质方形官印，流传甚多，此类条印则为前此所未见。此印的出土，不仅提供了一件罕见的八思巴字文物，也还有助于探讨元明两代税收制度与印章制度的沿革，是值得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