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人国家的产生是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又是希腊民主政治形成的典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对于探索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的雅典历史发展及其城邦初期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想对雅典国家的产生及其初期的政制问题作一些探讨，并对一些传统观点谈些不同的粗见。文中的“雅典国家初期”是指从提秀斯以后至梭伦之前这段时间。
    一、提秀斯改革与雅典国家的产生
    恩格斯指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它“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①。
    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到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十六至十二世纪）的全盛时期（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阿提卡处于迈锡尼势力统治之下，雅典文明便应运而生。学者们认为，这时期在整个阿提卡都有迈锡尼文化遗址，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分布于阿提卡的居民遗址有二十七至三十余处，雅典已是当时希腊的若干文化中心之一。公元前十三世纪，雅典卫城有迈锡尼式城墙、塔楼、城门等建筑，还有水源供应设施，雅典已成为阿提卡的首城②。看来，迈锡尼奴隶制文明对阿提卡氏族社会的解体有着深刻的影响。
    阿提卡居民有四个部落，每一部落分为三个三一区和三个胞族，每一胞族有三十个氏族③。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起，阿提卡社会已处于由氏族公社制度解体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其制度是英雄时代的制度，即军事民主制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④。古希腊学者称这种机关为巴赛勒亚（Вασιλεια，Basileia），意指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对自由民的军事统率。我国一般把巴赛勒亚译为“王者政府”，或“王政”（Kingship），或“王者政治”。亚里斯多德说：“希腊古代各城市原来都由君主（Вαστλεus）加以统率”，“雅典人起初曾有一个王者政府”⑤。在王者政府中，妇女被剥夺了参加人民大会的权利，议事会由贵族组成，巴赛勒斯由贵族充任。这说明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不是广大氏族成员而是少数贵族分子。由于习惯地在同一氏族或同一家族内选出巴赛勒斯后继者的办法，逐渐变成为世袭巴赛勒亚制，这就为后来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奠定了基础，为军事民主制机关转化为国家机关提供了条件。
    摩尔根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解释雅典国家的起源，认为雅典人到克利斯提尼时代“才在他们的头脑中充分地发展起国家观念”，“以一个政治社会来代替氏族社会”⑥。这是远离历史实际的论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使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时候产生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雅典王政时代（约公元前十六至十三世纪）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谷物、葡萄、橄榄为主的农业和以制陶、酿酒、榨油、冶金、造船、皮革为主的手工业发展起来，阿提卡居民开始挤进腓尼基商人控制的爱琴海上的贸易活动。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增长和社会阶级的分化。氏族贵族除剥削奴隶外，已开始奴役贫穷的氏族成员，并使其处于依附地位，引起了穷人与富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此而造成了人民大会权力的衰落，议事会和巴赛勒斯的权力日益扩大，世袭贵族和世袭王权开始萌芽；昔日部落间血亲复仇的战争，已经变为掠夺牲畜、奴隶、土地和财富的战争，并成为一种正常的营生方式，从而增强了贵族的力量；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阿提卡的氏族、胞族和部落成员不断地迁移，混居在一起，到处又有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同氏族成员杂居着，这就打破了氏族的血缘联系，扰乱了氏族制机关的正常活动，氏族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复杂需要了。于是，军事民主制的机关，便从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人民的组织，从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统治人民的机关。“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⑦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提秀斯改革。据古代作家斯特累波和普鲁塔克记载，阿提卡有十二个城市或十二邦，相传为西克罗普斯（约公元前十六世纪早期）所建。修昔底德说，“自从西克罗普斯和初期‘国王’的时代一直到提秀斯时代，阿提卡人民总是住在独立的市镇中的，各有各的市政厅和政府。只有处在危急的时候，他们才集合起来，和‘国王’商讨办法；其余的时候，各市镇各自照料自己的事务，作出自己的决定。从前也有时候，有些市镇真的对雅典作战，譬如攸摩尔普斯领导下的厄柳西斯就反对过‘国王’厄勒克秀斯”。
    修昔底德这段叙述，包含了这些重要事实：在提秀斯改革前，阿提卡有许多城市形式的独立小邦，包括曾经互动干戈的厄柳西斯和雅典；各邦有自己的领土、军队、市政厅、议事会、巴赛勒斯和执政官（雅康）；在和平时期，各邦由议事会处理自己的事务，自作决定，只有在危急之时，才集合起来，同雅典的巴赛勒斯商议办法，显示了雅典在阿提卡各邦中已有一些盟主的味道。
    修昔底德继续写道：到提秀斯受任为巴赛勒斯时，“在他改革国家的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他们都团结在雅典的下面；创造一个共有而详慎的民众会议和一个政府机构。个人可以和从前一样，照料自己的财产，但是提秀斯只许他们成立一个政治中心，那就是雅典，因为他们都成了雅典的公民”。他规定了纪念雅典娜女神的公共祝祭，以庆祝“雅典统一节”⑧。亚里斯多德说：各地区不断发生纷争，“提秀斯在一个平等一致的基础上宣布使它们统一起来”。他号召“所有你们众人，都到这里来”，建立一个全民会议⑨。普鲁塔克也指出：提秀斯“使阿提卡的全部居民定居于一个城市中”，“使这些人成为一个城市里的一个民族了”。“于是把这个城市取名为雅典”⑩。
    亚里斯多德和普鲁塔克根据“阿提卡史家”的记载，说提秀斯把全体公民按职业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只让贵族有权担任民政和宗教方面的主要官职、传布法律、解释神权和人权，而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平民，没有任何权利。
    林志纯教授新近研究，“提秀斯的年代，据《帕罗斯纪年碑》，公元前1259/8年，他当上雅典的巴赛勒斯”。 “当代希腊史学者英国的哈蒙德把提秀斯改革的年代定为公元前一千二百五十年左右”（11）。马克思说：“提秀斯好像是公元前十三世纪下半叶雅典的巴赛勒斯”（12）。照摩尔根的说法，“我们把提秀斯代表一个时代，或代表一连串的事件就行了”（13）。但是，归名于提秀斯的改革却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