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史学史在当今欧美国家史学界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科。就其起源来说，早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就出现了。先是法国人，后是英国人写的史学史。但就其内容来看，那些著作不过是一些互不连贯的史学家传记汇编。直到十八世纪初，史学史一般仍然未摆脱按年代编次，或分门别类的史学百科全书，或史学名家传记集的模式。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史学家们产生了撰写能经受科学检验，能说明史学变化、今昔异同的史学史的要求。德国戈丁根大学的史学家们十分重视史学史研究，在这方面多所倡导，并写出了突破前人窠臼的著作，为近代意义的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到十九世纪中叶，在哲学、自然科学和相关学科迅速发展，以及各种史学流派纷纷兴起的影响下，史学在人类知识中的地位改变了，史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巨制鸿篇，陆续问世，延衍变化，形成了今天的繁荣局面。
    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夕，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从间接接受，乞诸东邻，到阅读原著，直接翻译，从一知半解到初步系统研究，不但水平有所提高，而且范围较前扩大，数量有所增加。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张广智同志在发言中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不再重复。
    新中国诞生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史学工作者的指导思想，历史研究和教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在建国初期，除苏俄史学外，对于其它西方国家史学，几乎无人问津。五十年代来到六十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1960年底，由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外国史学史教材会议。会议认为外国史学史应列入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计划，还决定编写《外国史学史》教科书和编译有关西方史学流派的资料。1962—65年间，西方从古到今的一些史学名家的代表作有了全译本或节译本。我国学者对西方大史家或重要史学流派的专题研究亦着手进行。无奈好景不长，一场浩劫使刚刚萌芽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与介绍工作陷于瘫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学术园地日月重光，西方史学研究重新获得生机，初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近几年来，对欧美各国重要史学流派和史学家的研究逐渐普遍，范围较前扩大，钻研渐次深入。西方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进展也颇为迅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圣铭同志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和孙秉莹同志编著的《欧洲近代史学史》（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两书的问世。前书简明扼要地勾划了从古希腊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史学发展的概况；后书内容丰赡，持论谨严，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最初尝试。教育部对这门学科也开始重视，中外史学史已列为招收研究生的学科，还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在一些大学里恢复了或开出了西方史学史课程。1984年秋，教育部在成都召开了《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决定集体编写一部适用于高校历史专业的教科书，讨论通过了编写原则、编写要求、编写内容与分工，力图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
    纵向来看，近六、七年来，我国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取得了超过五、六十年代，更非旧中国时期所可比拟的成绩，但要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的西方史学史科学体系，并在国际史坛上显露头角，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和进行辛勤的探索。
    二
    当前，思想文化界的极左思潮正在清除，面向世界的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趋向频繁，信息传播愈益便捷。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工作的有利条件，瞻望未来，前景令人鼓舞。不过，也要看到，西方史学史在我国是一片尚待开拓的园地，我们的图书资料十分缺乏，研究手段相当落后；尤其严重的是学术界中“左”的思想影响，远未肃清。要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除了加强人才培养和改善物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适应新的形势，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为此，特就如何促进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一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浅见，就教于有关专家的读者。
    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处理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问题
    对从古及今的西方史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是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西方史学传统的内容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以及历史教育等等，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诸多方面中，史学家史学流派对历史的认识又居于核心的地位。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既反映了他（他们）本身的史学观点，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是史学家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轻视或忽视史学家史学流派的理论思维，就不可能对任何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史学著作乃至史料工作的特征和意义获得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认识，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从而达到明辨是非，去伪存真，去芜取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