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不少史学家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认识，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其一生之中是常有变化的，甚至早期和后期相比，判若两人。法国的基佐在其早年著作中抨击拿破仑的独裁和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动统治，倡为阶级斗争学说。1848年欧洲革命后，思想倒退，由于敌视无产阶级而寻求与封建贵族妥协。英国的卡莱尔（Th·Carlyle）早年同情劳苦大众，关怀民间疾苦，在其著作中多有流露。 到了晚年一反常态，卑视人民群众，宣扬英雄史观，支持美国的黑奴制度，鼓吹强权政治和殖民扩张，为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王腓特烈树碑立传。在一部著作中前后各卷，持论迥异之事亦不乏其例。梯也尔的巨著《执政府和拿破仑帝国史》第一卷出版于1843年，末卷出版于1862年。此书的头几卷对拿破仑赞扬备至，词多溢美。后来在路易·波拿巴执政时期政治上失意，遂将对侄儿的满腔怨愤迁怒于乃叔。于是，在他笔下，拿破仑一世成了丧失理性的暴君。对于这类史学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应当划分阶段，分别对待，具体分析，才能进行总体的评价。
    其七，有些历史观点在政治上和社会效用上并无积极意义，但对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对前人的缺失有所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或新的线索。朗克学派在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抽象推理、空疏论证，提倡尊重史实、尊重史料诸方面即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认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反对以史料学代替史学，反对英雄史观，要把历史研究的对象由个人转向群体和社会，重视历史解释和各种因素对历史运动的作用，要求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对于匡正和弥补朗克史学的缺陷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就个人来看，法国的泰纳（H·A·Taine ）著书肆意诬蔑法国1789年革命的伟大意义，思想反动。然其研究历史运用心里解剖方法，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活，独辟蹊径，对历史的综合性研究，颇有启发，有其可取之处。
    其八，还有些在当时就是对抗历史潮流，或宣扬反动政见的史观或史著，其内容是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如英国的托利派史观，西欧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五花八门的史观。对其保守或反动的思想应予揭露和批判；对这类著作所依据的正反两面的资料则应详为分辨。例如英国托利派史学魁首克拉伦顿（Earlof Clarendon）的《英国大叛乱及内战史》所记多属亲身经历及当时的王党活动，不失为第一手资料。而且，此书在后来由于适应了英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的心情，颇受欢迎，其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又如德国的政客并史学家特莱契克（H·V·Treitsche ）在德国统一后写成的《十九世纪德国史》鼓吹“大日耳曼主义”和种族偏见，但此书提供了有关德意志民族发展较为全面的图景，其第二卷对复辟时期的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作了全面的介绍是有参考价值的。
    以上列举的情况决非概括无遗，所作的分析更难免谬误。总之，尊重历史，尊重实际，一方面应防止反对一切的虚无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反对无批判地盲目接受的倾向，这是我国在对待西方史学传统上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
    研究西方史学史要体现中国特色，应当重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和西方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还要留意西方重要史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国的官制、司法、赋税、重农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乃至文学艺术，早已引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兼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兴趣，他们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对此问题，中外学者曾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于德国文史学界的影响也有人进行过考察。关于英国，我国学者则尚少论及。事实上，在十七八世纪，中华文化西传之际，英国的知识界也是受有影响的。著名的托利党政治家、史学家博林布鲁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对中国的自然神论极为景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他把耶稣基督看作一个宗教导师而不是神。他的著作又影响了伏尔泰的思想，象这样的思想渊源承受关系，不止一例，还有待于继续研究，深入探索。
    西方史学名著中涉及中国之处，为数不少。古希腊、罗马历史、地理著作中已有记载。拜占庭帝国大史学家普罗柯庇阿的《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即有关于中国育蚕治丝法传入东罗马的记载②。及至近代，随着西欧列强的扩张，关于中国的论述益见增多，但我国史学界在这一方面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的工作，许多资料湮设不彰。试举一例。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史学家詹姆士·穆勒所著《英属印度史》三卷，虽然学术水平不高，但是一部曾经传诵一时的名篇。作者在书中把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对中、印民族文化和历史肆意诬蔑、讪谤。他说中、印两族“所沾染的虚伪、背信、说谎等恶习，甚至超过了未开化社会的一般程度……两个民族都是胆小、怯懦和麻木不仁的”。说什么“就是中国的大运河也是十三世纪鞑靼征服者成吉思汗所开凿的”③。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的无知和他的种族偏见。又如现代大史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前三卷中有六处集中了关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论述，也是值得注意的。苏联史学界一向重视外国对他们历史的记述，这是一个应当借鉴的经验。我国学者若能对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加以发掘钩稽，公诸于世，不仅有助于中外史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也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增添了内容。
    自清末以来，我国史学发展所受的西方史学影响至为深远。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在对此作过不少研究。我们认为还可以更为全面系统地开展探讨。在历史理论方面，诸如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历史运动的方向，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是否科学，能否成为科学，历史的社会效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史学家应具备的条件，历史批判精神，史料的搜集与考订方法，历史体裁等；他如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知识的普及，历史教学的安排，均可作为研究对象。此外，还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如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人本主义史观、英雄史观、地理史观；中西史学方法、历史体裁的异同等等。对于杰出的史学家也可以进行比照研究，关于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史学，就有海外学者写出了专著。比较研究有其局限性，也有其优越性。“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研究，不但可以融汇古今，而且可以贯通中外，有助于理解某些史学观点、方法的实质及其在中国和西方所表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进一步了解双方史学的短长得失，加以抉择，为发展我国的史学史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