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末及“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再认识与重新评价的问题。 在清末至“五四”期间被引进的西方社会历史著作,由于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译述水平一般不高,译文不达原旨乃至歪曲错谬之处,所在多有,一般读者习而不察,辗转引用,以讹传讹。解放后,又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对西方文化不分皂白地采取否定态度,往往一笔抹煞。今天对上述情况加以回顾,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我们过去对这些有影响的观点和学派是怎样认识的,今天应当如何认识?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现在简单地提出几个个人接触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一是清末传入我国的社会进化史观。五、六十年代间发表的某些文章有时将历史进化论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混为一谈。事实是:无论在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就有了社会变易,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思想的萌芽。在西方,十七、八世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理论。凡是认定社会进化是一和平渐进过程,只承认量变,不承认飞跃的质变,强调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寻求其内在因素的观点便被称为庸俗的进化论。十九世纪末,斯宾塞、赫胥黎等将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观点搬用于人类社会才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加以分辨的是庸俗进化论在反对神学史观、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对抗当代神学史观回潮的逆流中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清季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将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过来,在当时意在反封建、反复古,主张改良变革,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用心良苦,影响亦颇深远,也是不能抹煞的。还要看到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观点不都是庸俗进化论。如法国的杜谷(Turgot)认为历史上的进步和衰退经常交织在一起,进步运动之中常有中断④。英国的休谟认为历史进化过程中有延续也有中断。这种突然的中断,如果不是伴随着古典文物的毁灭,那么,它对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将是有益的,因为它打破了权威和独裁者对理性的统治⑤。圣西门认为和缓而均衡的社会进步过程到了一定的时机,就要为猛烈的危机所中断。随之进入组织时代,建立适合于更高文明水平的新社会体系⑥。澄清这些基本概念,对于中、西史学史研究都是必要的。 其次,是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评价问题。《新史学》一书自二十年代问世后曾多次重印,并被用为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的史学理论课本。鲁滨孙的另一代表作《心理的改造》1930年也有了译本。鲁滨孙众多的弟子的多种著作和教科书先后被译成中文,广泛流传,有的被用为大、中学课本⑦。我国当时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之类的书籍,不少奉鲁滨孙的理论为圭臬⑧。通过这类书籍,研究中国史的人也受了这一学派的影响。解放初期,在批判胡适与实用主义时,对这一学派已经有所批判。1964年《新史学》出了新译本,译者并写了长篇序言,对鲁滨孙及其学派的观点、方法作了全面的揭露与批判。 “新史学派”是渊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及西欧实证主义思想,盛行于本世纪初,为美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占优势的有两种史学思潮:一是建国以来即已泛滥的民族主义传统及稍后日益滋长的种族主义倾向;一为来自西欧的朗克学派经验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此外神学史观还占有一定的阵地,实证主义史学虽已传入,但未能取得优势。史学仍然属于文学的分支,历史著作仍以政治、军事、外交为其主要内容;历史教学中充满民族主义、乃至侵略主义、好战主义的材料⑨。许多资产阶级史家不满现状,试图重新编写历史,摆脱困境。“新史学派”就是其中以对传统史学进行“革命”和批判的姿态而出现的一派。鲁滨孙与其思想前辈英国的博克尔、德国的兰普莱希特的基本观点相比较,并无更多的新颖之处,不过融合了较晚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成果,认识境界有所扩大而已。“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一脉相承倡导理性、知识和社会进步,重视历史解释和综合研究,重视作用于历史运动中众多因素——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等和人类知识的力量;因而强调史学与诸相关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注意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新史学派”的思想体系和其他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一样是唯心主义的,宣扬“有用即真理”,任意驱使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反科学的。但是其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命题和方法,有超越前人之处,不乏合理的因素,比如“新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多因论”和综合研究。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一个辨证的统一整体,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单纯属于经济范畴,政治、文化、思想都对历史运动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历史应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忽视经济、政治以外诸多因素的作用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多因论”与综合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种片面性,从而提出了使历史研究由简单记述过渡到探索现象之间的联系,由“如实反映历史真相”过渡到分析、概括,虽是初步的,然而是必要的过程。在唯物史观远未成为美国史学界指导思想的当时,“新史学”企图冲击盘据史坛的保守、反动的史观,扩大史学家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改进史学研究和编纂方法的尝试,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至于《中译本序言》非难鲁滨孙“没有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主人翁”。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提出的要求,在资产阶级史学中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这样的认识的。当然,“新史学”在二十年代传入中国,有其消极的影响,但这一学派,教科书,较之清末民初袭用的日本教材,或我们自编的《泰西大历史》《西史纲要》之类,终究是前进了一步。 六十年代初,我国世界史学术界展开过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判。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体系内容极为庞杂,其观点和方法有无合理的因素,今天看来似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又如朗克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这一著名命题,如果不是从客观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来理解,是否完全错误也是大有商讨余地的。 过去的种种批判,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其中凡属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意见都是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性的产物。本文所举不过是个人一孔之见,限于理论和学术水平,未敢自信,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和深入的讨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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