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摩尔根认为希腊人的“民主观念是从氏族制度沿袭下来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要比提秀斯、梭伦和克利斯提尼这三位人物更为古老，“他们都没有想改变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现存的民主原则”。他还认为雅典人“并没有对制度实行急进的改革，其理由就在于：他们的制度原来一直基本上是民主制。”在梭伦的宪法中“重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①。摩尔根所谓雅典民主政治承袭氏族民主制的论断，既混淆了原始民主制与奴隶制民主制的本质区别，抹杀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又否定了梭伦等政治家改革的革命性和历史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梭伦改革的历史地位作一些探讨，并对有关梭伦改革的传统观点，谈一些不同的见解。
    一、斗争、改革是雅典贵族政制转变为民主政制的决定性因素
    摩尔根说过，在梭伦时代，雅典仍处于氏族社会阶段②。他不了解早期希腊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国家政权组织与氏族部落组织并存的特点，将克利斯提尼以前的雅典社会视为氏族社会。实际上，雅典国家不是到完全消灭氏族组织的一天才建立，其氏族组织是在国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
    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由于雅典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寡头统治，其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国家制度均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在经济关系方面出现了家庭奴隶制经济与奴隶制商品经济的矛盾；在阶级关系方面加深了平民阶级与贵族阶级的矛盾。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雅典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末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之时为止，……所以在群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和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③。平民同贵族的矛盾和斗争已成为当时雅典社会的主要矛盾。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是反对贵族奴役和统治的阶级斗争。从普鲁塔克的记载可知，平民要求释放负债者、重新分割土地和彻底改革政治制度，是斗争的主要内容，而国家制度的改革则是平民和贵族斗争的中心问题。他指出，在库伦暴动失败后，雅典人又回到了他们以往的关于政府制度的纷争”。雅典人分成了三派：平原派（主要是在平原地区占有大片沃土的贵族），主张实行极端的寡头制；山地派（主要是山区农民、小手工业者、牧民和贫民等），主张实行极端民主制；海岸派（主要是住在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奴隶主），主张实行温和的民主制，他们反对前面两派，阻止其中任何一派取得优势④。但在斗争过程中，由于氏族贵族成为所有平民的众矢之的，斗争对象的一致性，就使上层平民工商业奴隶主有可能同失去土地和沦为债奴的下层平民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贵族统治，共创民主政治。
    雅典国家制度从贵族政制转变为民主政制的深远根源，在于奴隶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因为“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种关系在各地开始瓦解了”⑤。在生产关系方面，当时雅典占支配地位的家庭奴隶制剥削方式，破坏小农经济的债务奴隶制度，已不能适合广泛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了；在上层建筑方面，植根于贵族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寡头贵族政治，既阻碍着奴隶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又压制着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建立；还有那遗存的氏族部落组织与国家制度的变革互不相容，地域关系组织与血缘关系组织互相冲突。因此，逐步调整奴隶制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国家制度，消灭氏族制度的残余，乃是历史赋予雅典平民的三大任务，是当时雅典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连绵不断的、激烈的平民反贵族的阶级斗争推动了改革的逐步深入。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提尼就是在这个改革洪流中站在进步的、革命的平民一边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政治改革和措施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和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雅典平民的三大改革运动中都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雅典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充分证明，雅典历史是在不断地改革中前进的。雅典民主政治不是也不可能承袭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它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固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城邦经济基础、奴隶制剥削形态、阶级结构、阶级力量对比和思想文化诸条件密切相关。但这些优越的客观条件并不能自动实现国家制度的“民主化”，如果没有平民坚持长期的斗争，没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建立起奴隶制民主政治。